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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向榮:古典詩詞與文化自信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232 次 更新時間:2018-02-06 16:34:28

進入專題: 古典詩詞   文化自信  

張向榮  

  

   黨的十九大報告對中國文化作出重要闡述:“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文化自信,喚起國人對既往傳統的回望。古典詩詞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當我們再次回味時發現,它的美深隱于我們的文化基因之中,是中國傳統文化興會、玲瓏、蓬勃的精神動力。籍借這“文化自信”的號角,古典詩詞沖霄遐舉,并向世人呈現中國文化的意識、審美和情懷。

   古典詩詞彰顯中國文化的生命意識

   生命意識,既是人類對自身命運和存在狀態的思考,也是人類意識中原初的、核心的意識形態,它包括情感和智慧兩種內涵。

   華夏民族的情感最初形態就是以詩歌形式記錄下來的。《尚書·堯典》載“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詩是人類真善美、知情意的綜合情緒,它沒有偏見地記錄著華夏子孫情感歷程的變遷。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情感的核心靈魂是“天真”。這里所謂的“天真”不是任性,更非懵懂愚鈍,而是真性情,它體現的是“自然”精神與“家園”意識。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人將“自然”、“田園”作為生活的終極追求。“竹林七賢”的靈魂人物嵇康曾言“越名教而任自然”,而嵇康本人“精光照人,七格凌云”的人格魅力更成為后人的榜樣。有“自然”必有“田園”,“田園”與“自然”相依相存。陶淵明的“田園”來自對老莊自然美學的崇拜。陶氏生于凡塵,卻于紅塵之外開辟了一片屬于自己的“田園”世界,欣然捕捉“自然之美,真實志趣”,他超然物外的心性不僅開辟了中國詩歌平淡自然、抱樸守拙的美學境界,而且成就了中國古典詩詞的田園范式。于是,田園與自然逐漸成為中國士大夫的情感家園。

   智慧,是某地域內的文化積淀內化于人之后的執行力,也就是人在某種特定文化熏陶之下的思維及其行為。“智慧”,為“智”與“慧”的集合。智是聰明,聰明與生俱來;慧為慧通,需要勤學精進。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智慧”,體現出“慧通”之內涵。中國人的“慧通”外顯為“溫柔敦厚”,內置為“圓融貫通”。無論儒家還是道家,他們的主要觀點都集中在塑造“和合”的人生氣質,這是追求融合與和諧生活志趣的根本方式。在這個熔鑄過程中,詩詞發揮著根本的施教作用。孔子認為若不詩教,“君子”二字不過徒有其名。因此,就不難理解《詩經》為何成為儒家“格物致知”、“修齊治平”的基礎了。

   集體智慧,是華夏文明與自然相處過程中碰撞出的“相合”智慧。漢樂府民歌《江南》看似寫采蓮,其實在歌頌江南風光之余,想要傳達人的活力,表現在與大自然的關系中,人與人之間那種相互合作、相互愛護、興味盎然的集體主義精神。個體智慧,考驗的是人在得與失的人生道路上的達觀精神,并彰顯個人的承受能力。蘇軾因“烏臺詩案”被貶黃州,但于此逆境,他并沒有與外界發生沖突,而是選擇接受。一如他本人所言:“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無論人生如何苦痛,無論多少酸甜苦辣,最終必將風煙俱凈,而永恒存在于人生的,還是我們面對生命起伏時的那份坦然。“相合”、“和諧”,這些堅韌鐫銘的生命意識,恬淡、合樂、自在。

   古典詩詞承載中國文化“風骨”“氣韻”的審美觀照

   風骨與氣韻,來自中國古代文論術語,指的是文章內容和文辭方面明朗、剛健的風度。南朝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專有“風骨篇”。風骨,彰顯內容的堅韌本質;氣韻,反映文辭的感染力。氣韻襯托風骨的勁健,風骨支撐氣韻的光華。

   風骨之氣度,莫過于觀照歲月的能量,中國古典詩詞對歲月的描寫是最具親和力的。建安“三曹”之曹操慨嘆“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初唐王勃誦“與君離別意,同是宦游人”;而盛唐王之渙則歌“黃河遠上白云間,一片孤城萬仞山”;宋代李清照嘆息“莫道不消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這些人生,或莊或諧,或愛或恨,或疏或癡,它們在風骨之內,氣度之上,演繹出中國美學精神“蘊藉雋永”的意味。南宋詞人蔣捷作《虞美人·聽雨》,用觀雨的心境將“少年、壯年、而今”和盤托出,突出了人生——這位高明工匠——雕刻出的歲月力量。歲月如雨,時光亦醉。癡于“醉”的,莫過于“謫仙人”李白。他的《客中作》,以酒告慰時光。李白酒入詩腸,狂歌“不知何處是他鄉”。幾百年后,蘇軾作答“此心安處是吾鄉”。在與時光對峙的人生中,詩詞是唯一的安慰。這歲月的“沉著之致”積淀了風骨,凸顯了氣象。

   風骨之韻味,莫過于古人對“物”的執著。劉勰言:“物色之動,心亦搖焉。”古人寫物,其旨在“物我兩忘”。王國維謂:“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即便是不起眼的花草,相對詩詞作者而言也仿佛具有“明心見性”的品質。南宋詩人陸游,晚年隱居山陰(今紹興)鄉村,寒冬中偶見梅花怒放,興之所致提筆作《卜算子·詠梅》。他雖沒寫一朵“梅”,沒著一枝“花”,但讀后卻有幽咽的暗香撲鼻。“物”的淡雅之外,亦有濃郁氣韻彌漫在詩詞世界。“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李白的牡丹如此;“琉璃鐘,琥珀濃,小槽酒滴真珠紅”,李賀的美酒如是,就連柳永的“別恨”也濃得化不開——“楊柳岸,曉風殘月”。古人觀照“物”、珍視“物”的思想意度,是古人對“詩性”的自解,信手而出,奇崛有致。

   綜合審視,中國傳統文化的審美與西方哲學飽滿的邏輯思維相反,它始終帶著深深的隱秀色彩,內力雋秀,外顯圓融,這是中國哲學以“道”為核心的“言有盡意無窮”。而最終,它落實到了“意蘊無窮”的藝術氣質上,其效果就是“不在場的出席”,“不著一字,盡得風流”。

   古典詩詞昭示華夏的家國情懷

   北宋哲學家張載有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既是先賢圣道,亦隱喻家國大義。因此,家國情懷也是中國古典詩詞從未缺席的主題。詩詞中的家國,既有“邊塞況味”,也有“憂國憂民”。

   “邊塞況味”,莫如盛唐四大邊塞詩人王昌齡、王之渙、岑參、高適,他們開啟了中國邊塞詩詞的巔峰之門。王昌齡有感于漢將李廣的英雄氣概而作的《出塞》句句宣誓,字字慷慨,盡顯盛唐人保家衛國的決心。王之渙留存于文學史的詩作已不多,但《涼州詞》的余響不絕于耳,尤其是那兩句“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羌笛與楊柳,春風與玉門關,離家已經平添幾分憂思,而更為堪憂的是,面對這茫茫荒漠,連表達思念的楊柳枝都找不到。玉門關,自古就隱喻著邊塞情緒,詩人把它放在這里,更顯回鄉之路漫長悠遠。憂愁雖然有,但比憂愁更強烈的是慷慨,鄉愁之上,還有家國榮譽,這遠遠高于個人悲情。邊塞將士們的坦蕩著實令人嘆服。于是,我們不難理解,王之渙的《涼州詞》為何哀而不傷、怨而不怒、悲壯卻不凄涼了。

   “憂國憂民”詩詞所體現的則是國與民在爭戰中的苦難。憂國,既有曹植“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又有辛棄疾“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后名”,更有文天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捐軀赴國難”這面旌旗下,辛棄疾一腔熱血奔赴《破陣子》,陸游逝前留下“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的殷切期待。憂民,最深情的則非杜甫莫屬了。朱熹論杜甫人格,將他與顏真卿、諸葛亮、韓愈、范仲淹并舉為“君子”,意為“品格高尚”的人。朱熹認為他們“其所遭不同,所立亦異,然求其心,則皆光明正大,疏暢洞達,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杜甫的“磊磊落落”是他對民眾生命的人道關懷。他的“三吏”、“三別”像一部史詩,記錄著戰爭中百姓的艱辛。“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旁”的年輕人,“子孫陣亡盡,焉用身獨完”的老人,“存者無消息,死者為沉泥”的受難者,這些形象直指人心。杜甫愛民之情丹心耿耿,情義相照。

   生命意識、風骨氣韻、家國情懷,這三者合而為一,成為中國古典詩詞積淀于文化中的審美基因。它們深隱于華夏靈魂深處,昂而不傲,光而不妖。它們內斂、融達,成就了中華文化昂揚的自信:“不要人夸顏色好,只留清氣滿乾坤。”這種文化自信與古典詩詞偕隱同行,玲瓏剔透,流光溢彩,超越了空間,點亮了時代,燭照千秋,輝映未來。

  

   (作者系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外國文學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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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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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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