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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海平:中華文化“走出去”與中國價值觀的道德詮釋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477 次 更新時間:2018-04-14 02:20:07

進入專題: 中華文化   文化自信  

田海平  

   內容提要:中華文化“走出去”內含中國價值觀的道德詮釋,而中國價值觀的道德詮釋又關系到文化“走出去”所必須具備的文化自信,二者密不可分。中國價值觀的道德詮釋既可以通過傳統文化現代性轉化的“內向”詮釋形式進行,也可以通過文化走出去的“外向”詮釋形式進行。它包括兩大歷史性課題:如何對中華傳統價值觀進行現代性轉化,如何對人類共同價值觀進行合理的中國詮釋和發展。這是中華文化“走出去”內含的對中國價值觀進行道德詮釋的“合內外”之道。文化“走出去”作為國家戰略,是以“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全球化的世界新格局”為背景條件和詮釋空間,蘊含從“家國天下”到“命運共同體”的價值拓展。由文化“走出去”推進中國價值觀的道德詮釋,要上升到國家文化戰略高度來理解,其關鍵在于促進文明對話、文化理解和價值共識,重點是“人”的詮釋,核心是共同體倫理,根本則在于中國現代性之建構。“走出去”是為了更好地“回家”,而只有建立在中國價值觀的道德詮釋的基礎上,中華文化“走出去”才會在倫理上或精神上“回歸”。

   關鍵詞:中華文化“走出去”/中國價值觀/道德詮釋/家國天下/命運共同體

   標題注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資助項目

  

   中華文化“走出去”①有各種不同的形式。從它涉及到的文化樣式看,由哲學、宗教、語言、文學、電影、藝術到工業設計、戲曲表演、中醫藥、中國飲食、中國服飾等各種文化樣式,都可以成為文化“走出去”的樣式。從它采取的形式看,中國近年來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和創辦孔子學院,就是在探索文化“走出去”的集約形式。以孔子學院為例,截至2016年12月,我國在140個國家和地區相繼建立了512所孔子學院和1073所孔子課堂[1]。“自2004年全球第一所孔子學院成立至今,孔子學院已然成為一個響當當的品牌”。[2]273而“一帶一路”建設的啟動,更可看作是為中華文化“走出去”奏響了前行的號角②。

   然而,在中華文化“走出去”的國家戰略和國家行動中,我們除了探索各種不同的文化“走出去”的形式外,還需要進一步面對更為實質性的課題,即如何通過文化“走出去”的“姿態”或“表情”推進中國價值觀的道德詮釋。

  

一、文化“走出去”的深層內涵:對中國價值觀的道德詮釋

  

   2014年五四青年節,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大學發表了重要講話,他指出:“核心價值觀,其實就是一種德。既是個人的德,又是一種大德,是國家的德,社會的德。國無德不興,人無德不立。”[3]兩年后,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指出:“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說到底是要堅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4]上述兩段講話內含兩個相互關聯的論斷。前者提出了“核心價值觀就是一種德”的重要論斷,是從更高遠的視角上指明了在當代中國語境下對中國價值觀進行道德詮釋的重要任務。后者提出了“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的重要論斷,是從當今世界大格局和文明大視野出發,指明了文化建設的重要性以及中華文化“走出去”的前提和方向。

   我們把上述兩個論斷關聯起來,就會看到文化“走出去”內含中國價值觀的道德詮釋,而中國價值觀的道德詮釋又關系到文化“走出去”所必須具備的文化自信。這兩個方面是互為前提、相互關聯的一個整體——實際上,兩者密不可分。一方面,我們只有在中國價值觀的道德詮釋方面建構更基本、更深層、更持久的“文化自信”,才能更有力地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為當代中國發展構筑更有利的“文化軟實力”或“文化軟環境”。這要求文化“走出去”的姿態和表情能夠充分體現中國價值觀的內在要求:以“我者”為根本,面向“他者”,融入世界,進而更好地(也是更根本地)回歸“我者”。另一方面,我們只有在“堅定”文化自信的大前提下實質性地推進中國價值觀的道德詮釋,才能讓中華文化“走出去”邁出更穩定、更堅實、更自信的步伐,為當代中國發展提供一種更具普遍性的“價值觀向導”或“價值觀引領”。這內含一種基本訴求,即要求任何一種成功的文化“走出去”的實踐形式,都應該是對中國價值觀的最好的道德詮釋形式。從上述兩個方面看,中華文化“走出去”內含的重要使命,就是通過文明對話和文化理解的多種形式,以中國現代性為出發點,以“核心價值觀”為立足點和方向指引,對中國價值觀進行道德詮釋。

   什么是“中國價值觀”?學術界有各種不同理解,存在一些爭議,但有一點是確定無疑的:當前我們所說的“中國價值觀”,就其主流形態而論,就是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換言之,作為引領各族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的價值觀體系,“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就是多個層面的“中國價值觀”[5],既有國家層面的價值理念(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又有社會層面的價值原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還有個人層面的價值規范(愛國、敬業、誠信、友善)。依此而論,對中國價值觀進行道德詮釋,我們就要回答三個方面的問題。第一,我們必須回答“我們生活于其中的國家是一個什么樣的國家”;第二,我們必須回答“我們要建設的社會是一個什么樣的社會”;第三,我們必須回答“和我們在一起工作、生活和勞動的人民是什么樣的人民”。這些問題就其實質而言,涉及到三種“德”(“國家的德”、“社會的德”和“個人的德”)及其道德詮釋的維度。人們可以在不同的層面上,用各種不同的文化形式來回應這三個問題,但是,通過中華文化“走出去”的各種具體形式凸顯這三個問題的重要性并對之作出回應,無疑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維度,并且在某種程度上是最為直接又最有說服力的形式。因為,中華文化“走出去”,其本身就應該被理解為是中華文化生命力“再次生發”的偉大進程,也是中華文化價值觀“再次重構”的歷史進程。它需要立足于中國現代性的倫理基礎及其道德認知,由傳統文化資源的利用、轉化和開發詮釋中國價值觀的歷史內涵,從當今世界文明進程或現實生活出發回應現代性價值認同難題及其構建路徑。

   中國價值觀的道德詮釋③,既可以通過傳統文化現代性轉化的“內向”詮釋形式進行,也可以通過文化走出去的“外向”詮釋形式進行。它包括兩個歷史性的課題:第一,我們如何對中華傳統形態的價值觀進行必要的現代性轉化;第二,我們如何對人類共同價值觀進行合理的中國詮釋并尋求中國發展。

   第一,中國傳統價值觀的現代轉化,是以“我者”為根本,在參照“他者”時描畫“我者”之形象。對于中華文化之多元一體的復雜系統而言,所謂“古—今”、“中—西”之爭,“內—外”、“我—他”之別,重點當不在“族群”之間,而在對作為文化價值觀之“我者”的體認與感知上,并緣此重構體現中國現代性的“國族”價值理念。因此,中華文化在文化價值觀上的自省和反思重構,不能缺少“他者”的參照。這是中華文化“走出去”的根本前提。如果離開了這個根本,文化“走出去”只能是一種沒有生氣的“博物館的展覽”,一種無所歸依的“游魂”。在這個意義上,中華文化“走出去”就是要用活潑的中國文化的現代性去“平抑”(或者抵抗)西方現代性的話語暴權。它不是要與“西潮”在價值觀上一較長短、一比高下,而是要為我們自己的文化價值觀的道德詮釋提供合理化根基和合理性論證,進而回答“我們拿什么走出去”的問題。從歷史的維度看,雖然中國現代性的重構遭遇多重擠壓,經歷艱難曲折,但是,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它已然成為我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構的主導方向,是今日中華文化的主流形態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人文命脈之所系。我們只有在面對西方現代性的強大壓力下推進中國傳統價值觀的現代轉化,才能回答“我們拿什么走出去”的問題。

   第二,人類共同價值觀的中國闡釋和中國發展,既是面向“我者”,又是面向“他者”的道德詮釋。當它在這兩個方面進行內涵拓展時,其在今天更為重要的使命,是通過讓“我者”主動地“走出去”并在向“他者”表征或展示“我者”時描畫或塑造“我者”之形象。因此,這里要特別強調指出,“面向他者”并不是不要“我者”,也不是以“他者”來置換“我者”,而是在尊重他者、包容他者的前提下更好地展示和塑造“我者”。我們只有在“他者”中堅持“我者”,才能真正洞察到“我者”之“自由”并真正成就“自由”之“我者”。在當今互聯網、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時代,世界的融合以超出人們想象的方式推進。“我者中融入他者”、“他者中融入我者”的進程在加速進行。這前所未有地改變了今天這個世界的文化政治的“地理版圖”,使得我們不可能再回到過去。中華文化“走出去”要避免成為一種“無墻博物館之展覽”,關鍵在于重新煥發中華文化的生命活力,使其成為中國現代性之建構和展現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我們不能在“思古之幽情”的意義上定位中華文化“走出去”的價值取向或價值態度。不是“往昔的榮耀”或“逝去的美好”,而是“不斷展開的未來”,構成了中華文化“走出去”的根本動力。我們必須向前走,必須“走出去”,才能重新整頓和詮釋我們文化中這一大片屬于人類共同價值觀和世界文明共同遺產的博大精深的內涵,積極融入人類未來的共同文化和共同價值觀,并使其內涵更豐富、視野更開闊[6]140。不可否認,西方現代性文明在其三百多年的發展中業已暴露出西方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文化所固有的致命的痼疾。愈來愈多的有識之士轉而從中華文化的精神資源中尋找啟示或出路。中華文化強調整體和諧的整體主義和責任優先的倫理型特質,則無疑地展現出豐富和發展人類共同價值觀的廣闊前景。

   以上兩大課題表明,中華文化“走出去”需要在面對“他者”時反觀我們自己,并通過在“他者”那里的自我堅持中獲得“我者”之自由。區別只在于,雖然以內向的道德詮釋尋求傳統的現代轉化非常重要,更是文化“走出去”不可或缺的前提,但是,如果僅僅專注于此,它的內向詮釋的視野使得其不可避免地固守“我—他”之隔而落入“華—夷”之辨的窠臼。這使得文化受到“我者”本位立場過強的自我羈絆,不能真正進入文化價值觀的反思建構。通過文化“走出去”以推進一種外向的道德詮釋,則有助于擺脫自我中心論的束縛和文化特殊主義的“價值任性”的“浸染”。

   不難看到,上述兩個方面的結合,形成了“內向詮釋”和“外向詮釋”的互補,它表征著中國現代性在文化的“拿來”和“走出”的互動中要努力營造和進入一種富有生機的文明對話和文化理解的良機之中。這是中華文化“走出去”內含的對中國價值觀進行道德詮釋的“合內外”之道。


二、文化“走出去”的倫理情結:從“家國天下”到“命運共同體”


從中華文化的空間分布看,它既集中存在于幾個東亞華人區域,例如中國大陸、臺灣、香港、澳門,以及東南亞的新加坡,又分散存在于世界各地的華人社區。從中華文化“走出去”的時態分布看,這是一個從歷史走向未來的形態過程,是一個“未完成時”,它本身就有一個蹣跚而至的過去,關聯著一個朝氣蓬勃的現在,必將開啟一個充滿希望的未來。“走出去”的復雜性表明,我們今天所提的中華文化“走出去”作為國家戰略,與歷史上一切文化融合和文明對話的形態是有著實質性區別的。它是在綜合其多形態空間分布和多時態時間分布的基礎上的一種“推動中華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的國家行動,是彰顯“文化自信”的國家戰略。這賦予中華文化“走出去”以國家文化戰略的意義,(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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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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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017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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