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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與新結構經濟學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458 次 更新時間:2019-01-10 22:01:11

進入專題: 結構主義   新結構經濟學   改革開放四十年  

林毅夫 (進入專欄)  

  

   原編者按:2018年12月19日下午,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國情講壇』第21講在公共管理學院報告廳開講。剛剛獲頒“改革先鋒”稱號的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教授就“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與新結構經濟學”主題發表演講。本文根據現場發言整理,內容已經林毅夫教授本人審定,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老師們、同學們、朋友們,大家下午好!

   非常感謝胡鞍鋼教授的邀請,到國情講壇來跟各位交流我對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跟新結構經濟學的思考。我也非常感謝剛才胡鞍鋼教授的介紹,他引用了很多數字,其實有些我自己都不知道,回去以后還要好好地學習。

   今年是改革開放四十年,昨天黨中央、國務院召開了一個大會,紀念改革開放四十年我們取得的成績。如果要講成績的話,確實是在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的奇跡。1978年,中國是當時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按照世界銀行的指標,1978年中國人均GDP僅為156美元。大家印象中世界上最貧窮的地方在哪里?應該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被稱為“黑非洲”。而1978年的時候,他們的人均GDP是490美元。也就是說,中國1978年的整體發展水平,連世界上最貧窮的非洲國家平均數的1/3都沒有達到。當時中國81%的人都生活在農村,以農業為生。84%的人每天的生活費達不到1.25美元,意味著84%的人口生活在國際通用的貧困線之下。而且當時中國還是一個非常內向型的經濟,出口只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1%,進口占5.6%,兩項加起來為9.7%,即90%的國民生產和國際是不接軌的。在出口產品當中,75%是農產品和農產品加工品。

   以上這些數字,在座的很多年輕朋友聽來,可能不容易有切身的感覺,我個人卻是一路經歷過來的。我1979年從臺灣回到大陸,在北京大學讀書。當時臺灣已經是新興工業化經濟體,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比大陸高,北京給我帶來了很多生活上的沖擊。現在海淀已經是城市中心區之一,但當時非常偏僻,為了方便起見,需要買一輛自行車。那時候自行車不是有錢就能買,還要有票,我記得一輛鳳凰牌自行車的價格是200元人民幣,可當時北大的不少老師一個月的工資也就不到70元,需要三個月的工資才能買一輛自行車。那時候開始有電視,比較時興的是9英寸的黑白電視,這種電視要多少錢呢?900元人民幣。一般老師要花上一年半的工資,才能買一臺9英寸的黑白電視。通過這些數字,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改革開放之初,中國處于一個什么樣的發展水平。

   但就是在那么一個低的起點,從1978年到2017年,中國取得了平均每年9.5%的增長,這樣的增長速度誰都沒有想到。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同志提出的目標是“二十年翻兩番”,也就是說平均每年要實現7.2%的增長。事實上包括我自己在內,當時都認為這樣一個目標不會達到。因為在發展經濟學里有一個自然增長率理論,這個理論認為:任何國家、社會,除非在戰爭或者是自然災害破壞以后的恢復期,可能會有一年、兩年以7%的速度增長,正常情況不可能以7%或者更高的速度增長。從這理論來看,鄧小平提出的目標好像是不可能的。中國人有一種智慧,叫“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僅得其下”。所以我內心感覺小平同志提出這樣一個美好目標,無非就是政治上要大家加把勁,實現每年7.2%的增長,如果這沒有達到,每年6%的增長率也不錯。那時候比較封閉,同學之間也不敢討論政府的目標有沒有可能實現。剛好北大來了一個紐約大學的外籍教授,我就私底下問他:“中國現在提出的經濟增長目標是二十年翻兩番,平均每年要實現7.2%的增長。您是一位老教授,學術非常豐富,又走過很多國家,您認為中國有沒有可能在二十年里實現平均每年7.2%的增長?”他聽了以后,也是一直搖頭。

   但是現在回過頭去看,我們的增長速度不是7.2%,而是9.5%,不是20年,到去年已經是連續39年每年9.5%的增長。看起來好像9.5%和7.2%之間,無非就是每年2.3%的增長,但實際上如果用指數積累的話,就是天壤之別。如果按照7.2%的增長率持續三十九年,中國2017年的經濟規模會達到1978年的15倍;但實際上是以9.5%的速度增長,按照可比價格計算,2017年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是1978年的34.5倍。正是在這樣一個高速增長的態勢下,2009年,按照市場匯率計算,中國超過日本,變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4年,按照購買力評價計算,中國的經濟規模超過美國,變成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與此同時,衡量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指標是貿易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按照美元計算,從1978年到2017年中國進出口貿易的平均年增長速度高達14.5%,2017年的貿易總量是1978年的198倍。2010年中國出口超過德國變成世界最大出口國,而且出口的產品從1978年制造業不到25%發展為現在97%都是制造業產品,中國被稱為“世界工廠”。歷史上被稱為“世界工廠”的國家,最早是工業革命以后的英國;19世紀末到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被稱為“世界工廠”;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世界工廠”變成了德國、日本;現在“世界工廠”在中國。2013年,中國的進出口貿易總量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國。中國貿易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大約為35%,高的時候曾經超過50%,現在低一點也有35%。但在所有大國中,也就是人口超過1億的這些國家當中,這是我定義的大國,中國的貿易占GDP比重最高。美國在20%-25%之間,日本還不到20%,而中國現在是35%左右。用這個指標來衡量的話,中國應該是全世界最開放的經濟。

  

我為什么有機會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2017年,中國人均GDP達到8640美元,屬于一個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改革開放40年來超過7億人擺脫貧困,對世界減貧的貢獻率超過70%。剛才鞍鋼介紹我有幸擔任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這對我個人來講,是一個非常難得、非常榮幸的事。我是世界銀行第九任首席經濟學家,如果看前面八任,當之無愧都是大師級經濟學家,而且也在政治上很有經驗的美國或者是歐洲的經濟學家,其中有得到諾貝爾獎的,有得到克拉克獎的,有當過美國白宮經濟顧問會主席的,有后來當財政部長、哈佛大學校長的,也有當過中央銀行的行長的,一般都是在學術上非常有地位并且很有政治經驗的經濟學家,這個位置被認為是經濟學家在世界上最高的職位。

   我為什么有機會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呢?最主要原因是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成立了很多國際發展機構,比如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地區性開發銀行像亞洲開發銀行、拉美開發銀行、非洲開發銀行,這些國際發展機構最重要的目標是什么?就是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減少貧困。但是現在如果把中國改革開放以后減少的7億多貧困人口刨除掉,世界貧困人口沒有減少,反而還在增加。因此我之所以有機會到世界銀行擔任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根本原因在于“水漲船高”。正因為中國在改革開放四十年取得的成績對世界減貧作出的巨大貢獻,使得全世界對中國減貧經驗都非常重視,我才有這個機會去當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所以,中國改革開放的四十年,稱之為人類經濟史上的奇跡一點不夸張,我們在座的每一個人都是這場奇跡的參與者、貢獻者,也是這場奇跡的受益者。

   中國改革開放長達四十年的發展,回顧起來確實是奇跡。但是對于我作為一名經濟學家來講,卻是一個很大的謎題。固然四十年來中國經濟快速、穩定發展,可是隔幾年就會有一次“中國崩潰論”,不僅國際媒體這么講,還有不少非常有地位的著名經濟學家也都認為中國經濟維持不下去了、快崩潰了。然而實際上,中國卻是過去四十年當中唯一沒有出現過系統金融、經濟危機的新興市場經濟體。不僅沒有出現過,當其他國家、地區出現危機的時候,中國還發揮了穩定的作用。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1997-1998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東亞經濟體原本是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發展得最好的經濟體,但是1997年到1998年突然崩潰,當時大家普遍認為東亞經濟體崩潰以后,可能需要十年、二十年才能恢復,但是實際上東亞經濟體在2000年以后就開始恢復和危機之前一樣的快速增長。當時學界普遍悲觀,為什么會判斷錯誤?我想最主要是因為中國發揮了作用,中國人民幣沒有貶值,成為東亞在發生危機時一個安定的錨,并且在別人發生危機的時候,中國還維持了8%的增長,有效拉動了周邊經濟體的增長。

   再有一例就是2008年得國際金融經濟危機。這次國際金融經濟危機來勢洶洶,與1929年紐約股票市場崩盤導致整個30年代經濟大簫條相比,從各種指標來看,都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最后避免了像1929年最糟糕狀況的發生,固然各國吸取了經濟大蕭條的經驗,在2008年年底的20國峰會,決議共同采取積極財政政策維護世界自由貿易有關,不過與中國也有關。在2008年底我國推出4萬億的積極財政政策,2009年一季度就開始恢復增長,拉動了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也在第二季度開始恢復增長,爆發危機的發達國家則在下半年停止了負增長,開始出現了復蘇的跡象。國際上普遍承認這是中國的貢獻。

  

為什么隔幾年就來一次“中國經濟崩潰論”?


   對于研究經濟學的人來講,既然中國的經濟是穩定快速發展的,是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的奇跡,并且對其他國家地區作出這么大貢獻,為什么隔幾年就來一次“中國經濟崩潰論”呢?并且講得是有鼻子有眼,好像有很多證據證明中國經濟肯定要崩潰。究其原因最主要是因為中國1978年底開始,在社會主義國家當中率先改革開放,但中國不是唯一的轉型中國家。進入80年代、90年代,所有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國家都在轉型,都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要解決的問題和轉型的目標和中國一樣。實際上不只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整個發展中經濟體都在轉型。這些國家在80年代前普遍推行政府主導的經濟,通常是危機不斷,所以80年代其他發展中國家都在從政府主導轉型成為開放型的市場經濟國家。

   80-90年代轉型期間,當時整個經濟學界有一個共識:政府主導的經濟或是計劃經濟存在政府干預、扭曲,政府失靈無處不在,要向市場經濟轉型的話,必須按照當時盛行的“華盛頓共識”,一次性地把市場經濟應該有的制度安排,全部一步到位地建立起來。因此,第一個條件就是“市場化”,讓市場競爭來決定各種價格水平,然后由價格來引導資源配置。因為這些國家在轉型之前,普遍是政府定價,要讓市場能夠發揮資源配置的功能,價格必須由競爭市場當中的供給和需求決定,并且按照價格來引導資源配置。這是當時的一個普遍看法。這是市場經濟的最基本原則,讀過經濟學的人對這一點不會有異議。

第二個條件是“私有化”。如果一國經濟當中的企業普遍是國有的,市場價格就會失掉資源配置的功能。因為如果是國有企業,當生產的產品價格提高了,企業不見得會有積極性多生產,因為多賺的錢是歸國家所有,而不是企業的廠長、經理,也不是工人的;同時,如果投入要素價格上漲了,國有企業也不會有積極性去節約使用,因為虧本沒有關系,政府會給補貼,(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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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 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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