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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新雨:試論社會主義公共傳播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485 次 更新時間:2019-01-24 00:09:38

進入專題: 社會主義公共傳播  

呂新雨 (進入專欄)  

   本文為2018年11月在第十六屆開放時代論壇“中國話語”發言稿。

  

   公共傳播這個概念的出現相對比較晚,在學術界并不統一。西方公共傳播的起源和西方公共關系研究比較接近,比如大企業向公眾傳達的宣傳類概念。20世紀80年代歐洲傳播學者丹尼斯·麥奎爾使用公共傳播的概念,指的是“在一個整合協調的現代社會,經常會存在一個龐大的通常是依靠大眾傳播的公共傳播網絡”。中國的傳播學是和改革開放同步的。“Mass Communication”進入中國時,曾被翻譯成群眾交通、公眾通訊和公共傳播。到90年代中期時,公共傳播主要指影響民意和公眾行為朝著信息發布者需要的方向發展,比如危機公關,可以是政府,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企業、機構等,比較偏重公共關系意義上的功能主義。現在用得比較多的還有公共關系視野下的組織傳播,比如健康傳播,討論組織信息對公眾的影響,類似面對公眾的話語修辭。還有一種值得關注的觀點是美國社會學家麥克·布洛維提出的“公共社會學”。在此理念下可以把公民參與社會實踐、社區運動,推動社會事物的方式,以社會運動的方式進入都放在公共傳播的概念里。另外,共享新聞、城市空間、國家戰略體系、農村傳播等都成為公共傳播概念的一些不同闡釋。

   總結一下,既有的公共傳播概念,一是將公共傳播等同于西方語境下的公共性,即西方公共傳播服務被視為一種因市場失靈而由國家提供的“公共產品”的活動。它雖然提供了市場邏輯沒能提供的受眾服務,但沒有從根本上挑戰把公眾當作被服務者的定位和單向傳播模式。在這一模式里,有公共服務意識的媒體是傳播主體,公眾本身不是公共傳播的主體和參與者。二是將公共傳播視作公共關系的拓展,更類似“公關傳播”,指的是社會機構、組織或政府為了提高自身的認知度、美譽度、和諧度,借助傳播的方式,開展的傳播活動及其傳播管理。

   如果從中國的脈絡里去追,可以把人民性看成是公共性的一個前身,當然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話語體系。我們追溯的話,可以看到,也需要把人民性的發展歷程看成中國公共新聞的起源。人民性是非常受爭議的概念。人民性和黨性的關系,是新聞學核心的敏感話題。新聞領域的人民性是指新聞事業對待人民的態度以及運用新聞手段反映人民大眾的思想、感情、愿望和利益的一種特性,這里就不展開了。人民性的發展脈絡及其與之密切相關的“群眾”路線,應該被視為不同于西方公共性的發展脈絡。

   在新時代下,中國的新聞業產生了很多變革。新媒體出現了,媒體市場化、商業化出現了,公共性的問題和商品性的問題、黨性和人民性的問題,就變成了復雜的話語糾纏。有一段時間,公共性是一個敏感詞,也是因為這個來自西方“資產階級”的詞匯與中國新聞傳播話語的“人民性”之間并沒有匯通。這個詞并沒有真正脫敏,但是問題已經擺在那里了。今天關于公共性的討論,主要是從利益的沖突和利益群體的協調來講的。中國的傳媒在市場化過程中,出現了很多問題,市場化和公共服務之間出現了很多矛盾和沖突,這也是中國新聞傳播業改革的核心難點問題,公共性往往是從這個角度出發的。

   大家都知道,傳媒是政治的延伸,傳媒的“公共性”最終取決于傳媒所屬的國家政治狀況和民主政治狀況。從這方面來說,傳統的公共性問題本質是民主政治的問題。我們的廣電業曾經推出過公共頻道,實際上成了商業頻道和公用的頻道,最后是失敗的。新聞界也推“三貼近”“三項學習教育”、走基層轉作風、改文風等等,既是走“群眾路線”的嘗試,也可以看成社會主義“公共性”的實踐。另外,由于出現了很多基于公共性話語下的各類社會實踐和社會運動,主流媒體和市場化媒體都開始從不同的視角關注公共傳播。在這個意義下,公共傳播是今天現代性社會語境下的產物。尤其是新媒體語境下,公共傳播是要增加受眾參與公共信息制造分享和流動的能力,它成為個體與公眾生活和社會結構的重要鏈接,有鮮明的社會公共品提供的性質。那么我們今天討論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公共傳播,到底怎么入手?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是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著力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是決勝全面小康的關鍵。“不平衡不充分”主要體現為城鄉差別、東西部區域差距,因此黨的十九大提出的兩大戰略分別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決勝全面小康社會包括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國家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城鄉、區域發展差距顯著縮小,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基本實現等目標。

   要完成這些目標,首先要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即“建設具有強大凝集力和引領力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使全體人民在理想信念、價值理念、道德觀念上緊緊團結在一起”,人民群眾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認同是全面決勝小康社會的關鍵,需要在這個意義上理解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新聞輿論工作是治國理政、安國定邦的大事,也需要在這個基礎上構建新時代社會主義公共傳播體系的目標和方略。

   圍繞黨的十九大提出的國家戰略,我們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公共傳播體系分成以下四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是必須應對數字經濟下的新媒體和公共傳播問題,構建新時代社會主義公共傳播體系需要對蓬勃發展的數字經濟背景下的新媒體與公共傳播、國家治理以及社會認同關系進行重新梳理和界定。新媒體的出現,特別是BAT(指百度公司、阿里巴巴集團、騰迅公司)加上J(指今日頭條),BATJ已經成為滲透全方位的平臺,對傳統的以報紙和廣電為代表的主流新聞傳播體系形成倒逼態勢。報紙關閉和廣播電視業利潤斷崖式下跌的狀況,使得主流電視臺內容生產能力面臨嚴峻的挑戰。怎么理解今天數字經濟下的新媒體?國家的政策是媒體融合。主流媒體是國有的,BATJ是民營的,主流媒體和BATJ的融合到底該以怎樣的方式進行?這是我們目前關注的非常復雜,也非常敏感的話題。社會主義公共傳播體系必須把這一塊納入,因為今天的受眾,無論是稱作人民、百姓,還是公民,全在BATJ上,而少在主流媒體的傳播端上。這是我們必須要面對的第一個問題,必須把數字經濟納入到公共傳播的體系中來。怎么能讓BATJ的平臺數字經濟和主流媒體之間產生一個有機、有效的共治方案,這是當今中國社會政治的最大看點,也是最敏感的看點。

   第二個層面是融合發展時代下的主流媒體需要加快構建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的公共文化體制機制,高度重視傳播手段的建設和創新,著實提高新聞輿論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和公信力。主流媒體既是公共服務的主渠道,也是促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深入人心的主戰場,是構建和引導社會認同的基礎和關鍵。新聞輿論要提高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和公信力,如何提高?傳統的主流媒體已經完全依靠廣告收入,現在廣告被BATJ拿走了,傳統媒體的內容生產能力被削減,主流媒體生產怎么進行下去?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與此同時,主流媒體還承擔著社會公共物品的服務。目前新媒體的付費訂閱集中在網絡小說和娛樂類節目,但是新聞很難通過付費訂閱的方式續命,因為新聞是社會公共品,新聞必須追求最大可能的傳播,只能無償交給BATJ和社交平臺。生產成本怎么回來?這些問題在傳統媒體中都沒有得到有效的解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如何深入人心,也是黨的十九大報告里提了多次的“偉大斗爭”之一,為什么?因為沒有主流的媒體來整合和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社會認同的基礎就沒辦法構建,國家發展的兩大戰略,也很難實現。

   第三個層面是社會主義公共傳播體系要為鄉村振興戰略服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公共傳播要從短板入手。中國改革開放的路線是城市中心主義的,因為廣告的受眾在城市。城市中心主義的路線使得鄉村的公共傳播體系面臨非常多的困境,社會主義公共傳播體系需要為鄉村振興戰略服務,要促使鄉風文明、治理有效,就需要發揮公共傳播體系的服務與引導的雙重功能。同時,鞏固基層政權,完善基層民主制度,保障人民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也需要公共傳播體系作為社會主義基層民主制度建設的有機組成部分,充分發揮作用。傳播是社會存在的方式,鄉村振興如果沒有傳播的參與,作為社區存在的鄉村是不可能存在的。社區必須依靠傳播來完成,不管是城市還是鄉村,或是一個國家共同體。

   第四個層面是社會主義公共傳播體系要為東西部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服務。東西部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在民族地區尤為突出,國家治理和社會認同的矛盾在民族地區也最為尖銳。黨的十九大報告要求全面貫徹黨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團結進步教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進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這對民族地區公共傳播的引導力與治理體系的能力建設都提出了新要求和新任務。因為語言的問題,很多新疆基層的老百姓沒有辦法接觸到國家核心價值觀的傳播渠道,所以渠道的缺失,使得原教旨主義的宗教思想反而有了進駐的空間。區域和鄉村的戰略都不能簡單地依靠市場邏輯來完成,市場邏輯會產生兩極分化和城市中心主義,這恰恰是目前的國家戰略調控要扭轉的方向,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公共傳播需要解決的問題。

   圍繞這四個層面重新定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公共傳播體系的目標和方略,構建以人民為中心的社會主義公共傳播體系,也是為了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建設的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建設,離開了傳播體系的現代化也不可能。社會主義理念深入人心,認同基礎,城鄉協調發展和民族地區協調發展,都是這個體系不可分割的部分。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公共傳播應當被界定為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一系列社會過程,也就是促進整個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決策過程中,普通人參與社會和文化價值建構的平等,以及最大程度的參與。因此,對社會主義公共傳播中“公共”的理解,核心在于,報道以民眾為主體的社會實踐,在這個過程中,媒體需要提供開放式和參與性的論壇,激發不同社會群體以主體的身份參與有關中國社會未來的政治性辯論和文化建設,并在此基礎上引導人民群眾確立社會主義價值觀和文化自覺。

   最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公共傳播之所以是社會主義的,是因為它既是中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既是政治(革命)的,又是(經濟)建設的。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公共傳播的建構過程中,必須處理國家與階級、政治與市場、國家與社會等復雜交互的問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所代表的社會理想,以及一種可欲與可求的善的社會生活圖景能被不同社會階層、地區、社會性別、代際的普通人所理解和分享。社會主義公共傳播中“社會主義”的挑戰在于:一方面,對那種簡單化和基于西方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市民社會”新聞框架保持警覺;另一方面,在監督權力的同時,不是居高臨下地從城市中心主義的角度對“弱勢群體”進行人文關懷,而要在超越市場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基礎上想象和構建自由、民主和共享的社會主義公共傳播模式。在這個過程中,還需要破除城市中心主義和媒介中心主義的迷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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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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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開放時代》雜志2019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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