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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小立:“吃飯要緊”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2561 次 更新時間:2019-03-26 10:19:58

尤小立 (進入專欄)  

  

   九十年前,陳獨秀寫下“吃飯要緊”四個字時,這篇題為《立憲政治與政黨》的隨感算是寫完了,幾天之后的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一日,他與高一涵、王星拱等人一起到北京香廠新世界游藝園散發《北京市民宣言》被便衣警探逮捕,而前幾天他寫的另一篇隨感錄《研究室與監獄》雖不是一語成讖,卻多少預示了幾天后的結局。胡適曾經后悔地說,如果獨秀不被捕,不離開北大,他不會接受第三國際的鼓動,成立共產黨。但這也只是胡適的一廂情愿。

  

   有一個問題一直令人困惑,即為什么此時陳獨秀要直白地以“吃飯要緊”作為口號?

  

   在《立憲政治與政黨》里,陳獨秀寫道:

  

   “立憲政治在十九世紀總算是個頂時髦的名詞,在二十世紀的人看起來,這種敷衍不徹底的政制,無論在君主國、民主國,都不能夠將人民的信仰、集會、言論出版三大自由權完全保住,不過做了一班政客先生們爭奪政權的武器。現在人人都要覺悟起來,立憲政治和政黨,馬上都要成歷史上過去的名詞了,我們從此不要迷信他罷。什么是政治?大家吃飯要緊。”(《每周評論》第25號)

  

   很明顯,陳獨秀延用了三年前,另一篇文章《一九一六》里的說法。就在《一九一六》中,他第一次向國人宣布,“政黨政治,將隨一九一五年為過去之長物,且不適用于今日之中國也”。有些學者據此以為陳獨秀一開始就是“反對政黨”的,進而把反對政黨當成陳獨秀激進的“罪證”之一。其實,這樣的誤解當時便出現了。

  

   就在《一九一六》發表后的一個多月,汪叔潛即來信,對陳說提出了異議。汪叔潛是陳獨秀的安徽同鄉、朋友,民初的國會議員,曾是安徽省第一批留日學生。信中,汪叔潛依據西方現代民主理念,認為政黨政治,是“立憲政治之極軌也”。針對陳獨秀今日世界“純全政黨政治,惟一見于英倫,今且不保”,汪叔潛論證說,“今之并世各國,凡猶未以政黨政治稱者,皆學焉而未至者也,否則有特別情形者也,否則其國之政治初未上憲政之軌道也”(均見《新青年》第二卷第一號)。

  

   但陳獨秀此時的反對政黨的言論,既是由于對民初黨爭不斷,無法遏制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帝制的不滿,故憤然極言,也是他那種率真直言、自相矛盾的文章修辭方式使然。

  

   汪叔潛雖然不同意陳獨秀的觀點,以為“國民運動,與黨派運動,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可他也注意到,陳獨秀是在政黨政治與國民政治對舉時,才出此反對政黨的言論的。

  

   近代中國知識人對“國民運動”或“國民政治”的向往從他們接受現代民族國家觀時便出現了。梁啟超的《新民說》,實際是對現代民族國家體制下的“國民”的一個想像或者說要求。新文化運動開始后,陳獨秀講“倫理覺悟”為“吾人之最后覺悟之最后覺悟”,也是從現代公民的角度來定位中國青年的。

  

   然而,直到一九一九年前,知識人對百姓的態度都是矛盾的,一方面因為他們所接受的現代民族國家觀中講求國家、法律“建立在人民總意之上”,非有“民”而不成國,非有“民”而不能成就民主,所以對“民”寄托了很大的希望,希望國民成為有民主意識和權利意識,關心政治的共和國的公民;另一方面,觀現實中百姓狀況,離他們的想像與期望,又實在太遠。

  

   陳獨秀在拋開《新青年》同人最初不談現實政治的約定,第一次對現實政治發言的《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中還在抱怨:“我國民的神經顛倒錯亂,怎樣到這等地步!”他憤憤地說:“守舊或革新的國是,倘不早早決定,政治上社會上的矛盾,紊亂,退化,終久不可挽回!”就在這一年,即一九一八年底,他與李大釗等人創辦了《每周評論》,企圖用短平快的方式,議論現實政治。

  

   當然,陳獨秀個人,也有其復雜性。他有不滿需要宣泄,所以他會直言不諱,這是性格使然,因此引來時人和后人許多的爭議,但這些爭議主要集中在他從理想的一面發出的言論;當他面對政府、面對現實政治,出于改變現實可能性考慮的文章,則全沒有那么極端、決絕。比如從一九一九年二月二日在《每周評論》上開始連載,直到五月初才寫完的《我的國內和平意見》,從和平的“先決問題”,“廢督問題”、“裁兵問題”、“國防軍問題”,一直談到“國會問題”、“憲法問題”,所議之處充滿了務實的態度和克制的精神。這又是陳獨秀務實的一面,也是他被后人所忽視的思想與行為取向的矛盾所在。

  

   在理想無法兌現,思緒沉入谷底時,任何事件都可能刺激陳獨秀的神經末梢,讓他重燃希望。一九一九年三月和五月接連發生的朝鮮獨立運動(三一運動)和五四學生運動就是這樣的事件。陳獨秀對“三一運動”的評論是相當高的,他說:“這回朝鮮的獨立運動,偉大、誠懇、悲壯,有明了正確的觀念,用民意不用武力,開世界革命史的新紀元”(《朝鮮獨立運動之感想》)。在文末,他雖然表達了對國人的不滿,說近代中國“國民與政治,隔離得千百丈遠”,但其實他對國民是寄托了希望的。“五四”學生運動的發生仿佛一下子兌現了他內心的期望。因為學生們的“直接行為”體現了“社會制裁”(羅家倫語)的精神,而這也正是陳獨秀一直期待的“國民運動”。所以,在“五四”學生運動結束五個月后,他干脆把它看作“國民運動之嚆矢”,六個月后,他將“五四”看作“我們中國一線光明的希望”。

  

   可是,就在希望已經出現,陳獨秀也努力擁抱希望時,為何又要把與“國民運動”關系并不太大的“吃飯”問題提出來,作為政治目標呢?

  

   在與《立憲政治與政黨》同期的另一篇隨感《吃飯問題》中,陳獨秀曾說:

  

   “各國都有許多雄糾糾虎狼似的軍警,要立什么密約便立什么密約,要侵占人家土地侵占人家土地,要怎么橫蠻不說理便怎樣橫蠻不說理。獨有人民要飯吃,卻無法將他止住。無法止住,所以成了二十世紀劈頭第一個大問題。”

  

   這里的“吃飯問題”無須索隱,指的就是生活中“有飯吃”或者就是字面意義上那個實際生活的吃飯,但“吃飯”何以“要緊”得成為“二十世紀劈頭第一個大問題”?

  

   其實,“吃飯要緊”的專利權不獨屬陳獨秀一人。陳獨秀的北京大學同事、《新青年》雜志同人李大釗在一九一九年十月十二日的《新生活》第八期上題為《面包運動》的隨感中也說:“什么愛國咧,什么共和咧,什么政治改良咧,什么社會改造咧,口頭上的話你們只管去說,吾儕小民,只是吃飯要緊”。

  

   李大釗第一次提到“面包運動”則是在兩年前。一九一七年三月,李大釗在《俄國革命之遠因近因》一文的結尾說,俄國二月革命“雖由逮捕革命黨之激起,但此外尚有一大原因在,即面包之缺乏是也”。他進而指出:“法蘭西革命之勃興,固自原因多端,其為最近之要因,亦在面包問題焉。”

  

   估且不論李大釗所說是否屬實,但他把所推崇的俄國革命看作是“面包革命”,將“面包缺乏”當成革命的導火索,則成為此后他以及陳獨秀強調“吃飯要緊”的一大誘因。

  

   幾天后,李大釗又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俄國的“面包革命”,他甚至把促使一戰結束的“和平的曙光”歸納到“面包問題”之上。他在文尾“狂呼”:“神圣之面包!權威之面包!和平之面包!仁愛之面包!”(《面包與和平運動》)

  

   隨著俄國二月革命的發展以及十月革命的發生,李大釗對俄國革命的興趣也與日俱增。他說:“蓋前世紀初期之革命,其主要目的,乃在對于‘君主政治’、‘貴族政治’而革命;今世紀初期之革命,其主要目的,乃在對于‘官僚政治’而革命。主張‘官僚政治’者其猛醒!鼓吹‘賢人政治’者其猛醒!”(《俄國大革命之影響》)李大釗將俄國革命看成是反對“官僚政治”的革命固然是尊重俄國的現實,但他所針對的更是民國建立之初的中國現實。

  

   民初現實政治中諸多黑暗現象,讓新一代的知識人感覺自己對共和國的理想被玷污了。他們一開始是不滿,然后從不滿到失望,又從失望到主動找尋希望。李大釗顯然是從俄國革命中找到改變民初官僚政治的希望了。他說:“今以俄人莊嚴璀璨之血,直接以洗滌俄國政界積年之宿穢者,間接以灌潤吾國自由之胚苗,使一般官僚耆舊,確認專制之不可復活,民權之不可復抑,共和之不可復毀,帝政之不可復興。即彼貌托共和之‘官僚政治’,于今亦不可嘗試。”(同上)

  

   俄國革命不僅是讓李大釗找到了他所期望的“國民運動”或“國民革命”,而且他在理解俄國革命時,還將革命的參與者定位到工人身上。他說:“政治革命、社會革命之先聲,遂皆發于工人之口”(《學生問題》)。這當然不只是對俄國革命的觀察,因為通過對民初中國的體驗,李大釗發現民初政治勢力,如軍人和政客,其所作為都“毫不與國民之生活有何等之關系”(《中心勢力創造論》)。

  

   辛亥革命建立的共和體制及其新政治與百姓生活無關,與其說是一種讓知識人最為失望的經驗之談,不如說是從反面促發了知識人對新的路徑選擇的強烈意愿。

  

   盡管在一九一七年,“與生活有關”還僅僅是一個理論上的期待,但一年后,隨著國內外形勢的變化,它就很容易轉換成現實的訴求了。李大釗雖然認為法國革命“在精神理性之解放”,而俄國革命“在物質在貪欲之滿足”,但是,篤信進化論的他是把法國革命看作十八世紀末的革命,而俄國革命是二十世紀初期的革命。更有意味的是,他說法國革命的目標是“國家主義”的,而俄國革命則是“世界主義”的。這等于把現實的、具體的、物質式的“面包革命”提升到世界主義的普世層面(《法俄革命之比較觀》)。

  

   用李大釗的話說,“今日的政治問題,就是面包問題”(《面包問題》)。說這句話時,已經是一九一九年一月初。而這也是陳獨秀開始對“社會革命”感興趣之時。在近代中國,無政府主義很早就提出“社會革命”,起初它并沒有引起《新青年》同人的共鳴。一九一五年九月創辦《新青年》,發動新文化運動的陳獨秀著重于思想層面的“倫理革命”,對“社會革命”視而不見。對于社會主義,他雖然大加贊賞,卻認為理想太高,不適宜彼時中國。

  

   但一九一九年不同。從一九一八年七月,陳獨秀首次在《新青年》上對現實政治發言算起,此時的他一只腳已經踩在現實政治的門檻里了。離現實政治愈近,愈容易受到現實政治的影響,也愈容易對現實政治失望。一九一九年一月,陳獨秀寫出了《除三害》一文,其中的“三害”,即軍人害、官僚害和政客害,與兩年前李大釗提到三種勢力基本一致,可見,這也是知識人對民初共和政治最為失望的兩個或者說三個造因。

  

在《除三害》里,陳獨秀抱怨說,(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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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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