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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蒙古vs羅斯——毀滅還是重生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3222 次 更新時間:2019-04-02 15:57:50

進入專題: 蒙古   羅斯   東歐地區  

金雁 (進入專欄)  

  

   Q:人常說的羅斯文明起源——基輔羅斯是一種什么類型的國家?

  

   A:羅斯的先民既不是航海者,也不是騎馬的草原民族,也不同于大河流域的農民,他們是密林深處的伐木者和捕獵者。他們和歐洲諸多民族一樣,是受北歐諾曼人的影響而進入文明社會的。北歐海盜也稱瓦蘭吉亞人(VARAS是來自一個愛沙尼亞詞,意思是強盜),留利克三兄弟及其后裔開辟從瓦蘭吉亞到希臘之路,簡稱“瓦希之路”,從北到南沿德聶伯河建立起一串“城市”。公元9世紀這里出現最早的東斯拉夫國家——基輔羅斯。

  

   繁華的過境貿易使基輔羅斯文明達到一個高峰。基輔羅斯在10-12世紀“瓦希之路”通道的貿易交往中促使基輔的城市文明發展起來,這些城市靠經營毛皮、蜂蜜、蜂蠟、奴隸等買賣曾喧囂一時。

  

   毛皮是羅斯傳統的大宗商品,一直供應著整個歐洲的需求,毛皮買賣一直很興盛。獸皮便成為最早的交換單位,從古俄語中貨幣單位“гривна”一詞最初來自鬃毛“грива”,意思是指帶頸部的全張獸皮,后來轉化成最大的錢幣單位,可以想象毛皮貿易有多火爆。

  

   比格里夫納低一級的錢幣單位1/20格里夫納——“諾加塔”ногата,來自俄語中的腳“ нога”,意思是指是“帶四腳的獸皮”,而更小一級的錢幣單位“ резана”——1/50格里夫納,則來自“ резать”——意思是割下來,也表示不完整的皮子。14世紀羅斯的貨幣改為盧布制,盧布“ рубль”這個詞來自動詞рубить(砍),意思是指從格里夫納的錢錠上砍下來一塊,是指1/4格里夫納,后來成為獨立的貨幣單位使用至今。

  

   基輔羅斯時期有濃厚的“拜占庭情結”,11世紀基輔就仿照修建了與拜占庭索菲亞教堂同名的大教堂。那時的羅斯在法律體系上盡量向其靠攏。西羅馬滅亡后羅馬法在東羅馬帝國一直使用,是拜占庭帝國重要的法律淵源,并影響著與其做貿易的斯拉夫人。

  

   《羅斯法典》里面既有北歐人和東斯拉夫人部落的習慣法,也從8世紀的拜占庭的《埃克洛加》和9世紀的《普羅希隆》中吸收了一些內容。而東正教的《主導法典》則受拜占庭影響的更大,因為《主導法典》基本上可以說是就是拜占庭《東方教會法綱要》的斯拉夫譯本。

  

   基輔羅斯無疑受到北歐的維京文化(或稱“斯堪的納維亞文化”)與拜占庭文化的影響。這時羅斯模式是一種兼乎于拜占庭+漢莎同盟城邦+東斯拉夫+北歐的混合類型。它的自由選王制、貴族與自由民的契約關系和城市“衛徹”(公民大會)作為最高政權形式等特點與后來從東北羅斯發展起來的俄國完全不同。

  

   但是這個時期很短暫,許多特征還在雛形期就被中斷了。只是在寒冷的北方尚有一息存留。“漢莎同盟”圈的諾夫哥羅德在西北部建立起了小國寡民的“直接民主”的貴族商人共和政體,它與但澤、漢莎自由城市的社會經濟結構相像。于是“北方”在俄國既意味著寒冷,同時也意著“古典、個性”,意味著更加歐洲,意味著西方反對東方、城邦反對中央集權、衛徹民主反對專制。北方文化的抗爭精神一直是知識分子汲取營養基地。這種資源十二月黨人就利用過,在他們綱領上把“恢復諾夫哥羅德式的民-主制”作為公開的口號提出。

  

   基輔羅斯在蒙古人到來之前就已經分裂出很多小公國。公國的越分越小來源是1097年的《柳貝奇協商》,規定“長子有權保留其父的領地,其余子女可在王公授權下另辟蹊徑”。12世紀30年代,羅斯分裂成為三種類型的十幾個公國:進入天主教文化圈的加利奇-沃倫公國、內陸性的蘇茲達爾公國以及與漢莎同盟類似的城市公國諾夫哥羅德。

  

   13世紀中葉蒙古入侵羅斯,導致商路轉移,拜占庭和基輔的商業地位衰落。蒙古鐵蹄對剛剛形成的羅斯文明造成破壞與摧殘。此后東北羅斯絕大部分臣服于蒙古金帳汗,只有西南邊陲的加利支-沃倫公國在波蘭等歐洲基督教國家范圍內處在半依附狀態。于是便在羅斯世界中有了“烏克蘭”(在古俄語中крайна“邊區”與украйна“烏克蘭”是同義詞)之稱,意即基督教世界的邊界。

  

   基輔羅斯存在了大約四百年(公元860-1240年),蒙古入侵和公國分裂導致了它的滅亡。雖說現今的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三大民族都是從它的分支演變而來,但是文化類型存在著差異。烏克蘭人希望全世界都知道,他們與俄羅斯不是一回事。俄國人說,基輔是俄國人的母親城市,而烏克蘭人則開玩笑說,不知道父親是誰?他們不承認“莫斯科是基輔羅斯延續”之說。

  

   Q:蒙古入侵對羅斯有什么影響?

  

   A:韃靼蒙古人統治羅斯240年,使原來的基輔羅斯的社會、文化與國家組織都發生變化并逐漸分化為東北羅斯、西北羅斯與西南羅斯三支。今天的西烏(當年的加利支-沃倫地區)是烏克蘭民族特性的發源地,它與其他兩支羅斯文明的關系帶有西方(基督教歐洲)與東方(“韃靼化”的東北羅斯)對峙的色彩。后來加利奇-沃倫、切爾尼戈夫、佩列亞斯拉夫組成了烏克蘭民族,波洛茨克、明斯克組成了白俄羅斯民族,蘇茲達爾、梁贊、斯摩棱斯克組成了俄羅斯民族。

  

   作為俄羅斯的統一國家與近代俄國文化的直接創造者的東北羅斯是三支羅斯文明中最具內陸性的,它是蒙古-阿爾泰文化與東斯拉夫的內陸文化結合的產物。1147文獻中第一次提到“莫斯科”時,它還是只有幾戶人家的小村莊。

  

   自從東北羅斯在金帳汗國的羽翼下崛起,就以莫斯科為中心迅速發展。其政治體制、管理模式、文化、習俗等方面都和基輔羅斯時期完全迥異,與西方的文化差異逐漸拉大,文化重心東移,亞細亞色彩漸濃,拜占庭情結弱化。難怪史學界稱,在金帳汗國孵化下的東北羅斯,文明成分重構,“開始了新的民族形成過程”。

  

   所以說,俄文明雖然與基輔羅斯有承接關系,但是其本質特征已經發生了變化。東北羅斯-莫斯科公國后來的發展模式,與韃靼人的統治有密切的關系。如同俄羅斯的一句諺語:“在俄羅斯人的鍋底,你總能找到韃靼人的影子”。

  

   現在有一股對蒙古統治重新評價的趨勢。其實早在80年代末阿赫馬托娃的兒子,俄國突厥史與草原地帶史專家古米廖夫就提出,“基輔羅斯和莫斯科羅斯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民族,古羅斯民族體系12世紀瓦解后,13世紀的東北羅斯是另一次的元氣突發。是蒙古人啟動了莫斯科的統一進程,后者與韃靼人結盟有利于羅斯的治理,結束了無秩序、無權威的內亂時期”。

  

   與蘇聯時期認為蒙古人加深了羅斯的割據性的論斷相反,現在史家傾向于金帳汗國作為“大主子”,抑制了分裂公國的內斗,在東北羅斯取消了“衛徹”,強制進行戶籍調查,推行“巴思哈”制,對所有人員造冊登記,作為征收貢稅、征集軍隊、攤派徭役的依據,將其凝固化、制度化,徹底改變了原來“索貢巡行”的隨意性(俄語“金錢——”ДЕНЬГИ一詞就來源于蒙語),實則是外力加強了統一國家的“聚合性”。

  

   金帳汗國推廣屯田、稅收、管理模式,并在建筑、藝術、醫學、審美、服飾、風俗習慣等方面都對當地土著民族有很大的影響。尤其要提到的是,“馬背上”民族的韃靼在其轄區建立了快速運輸的驛遞系統。每30-50公里設有驛站,保證人員流動、消息和軍事情報傳遞、政令下達、軍隊后勤補給。驛站的建立對地廣人稀的東北羅斯治理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它大大縮短了廣袤空間的距離。

  

   普希金的小說《驛站長》講述的是在鐵路開通之前俄國大地上像血管一樣遍布各地的驛站。我們學俄語的時候,都知道作品中的這樣一句話,在俄國“誰沒有和驛站長吵過架?”沒有誰設想過,沒有了“驛站”的俄國還是俄國嗎?

  

   莫斯科大公伊凡·卡利達(1325-1328)時期,通過賄賂大汗后宮與通婚聯姻(一說貴族中有17%的人有蒙古血統,但是好像目前的基因研究不支持這一說法)拿到具有征稅權的特權封誥“弗拉基米爾敕令”——它的主要任務是監督其他公國繳納貢稅。這個“二主子”的身份使其能夠“挾大汗令諸侯”,把其他公國置于服從的地位。

  

   號稱“錢袋”的卡利達利用自己的節流,為后來莫斯科的統一積累了資金,發展起自己的武裝,并把大公的地位神圣化。他利用韃靼的大旗做虎皮,偷偷地加速了以莫斯科為中心的中央集權化過程。卡利達對金帳汗國搞軟硬兩手,時機不成熟靠收買,實力強大就兵戎相見。

  

   到14世紀,“這一切區域、領地和公國才真正在事實上融合成一個整體”,隨后處在東西方坐標上的俄羅斯迅速崛起。它與原來的基輔羅斯不但政治結構發生了變化,經濟形態也有很大的不同了。1380年卡利達之孫季米特里在頓河邊的庫利科沃大戰韃靼騎兵,從這時起,“季米特里開始用寶劍,而不是用恭順向韃靼人預告了他們統治羅斯的終結”。

  

   這里特別要提及韃靼人的宗教政策。蒙古人從成吉思汗開始就對各種宗教實行“兼容并蓄”,對伊斯蘭教、薩滿教、東正教和俄國的各種古老教派均較少干涉。金帳汗國也繼承了這一特點,他們對所轄區內的“各種宗教一視同仁,不分彼此”。一般來講,金帳汗國社會下層信仰的是薩滿教,上層信仰伊斯蘭教,在韃靼人統治俄國人的240年間,基本上采取宗教寬容政策。

  

   當時金帳汗國屬下有10個主教區,東正教會的地位很特殊,不但免遭蒙古鐵蹄的蹂躪,而且享受“不納稅”的“白人”的特權,并規定教會領地不受侵犯,使得教會的政治地位和經濟狀況甚至比在基輔羅斯時期都更優越了。

  

   在俄國13-15世紀文獻中經常可以看到蒙古大汗有這樣的手諭:“教會的各種不動產:土地、水域、莊園、作坊、避寒和避暑圣地——一律不得侵占,教會免納各種賦役”。教會的土地及人員亦宣布為不可侵犯,凡侵犯教會所獲特權者,一概處以死刑。王公既無權責成教會人員負擔義務,也不得侵犯他們的財產。正如普列漢諾夫所說的,“俄國的東正教教會一度與‘不信神和褻瀆神’的韃靼可汗極為融洽,韃靼人的入侵雖是人民最大的不幸,卻給俄國的僧侶帶來巨大的利益,一度使俄國的僧侶權利幾乎脫離世俗權利而獨立”。

  

   也正是由于教會所具有的庇護權、免稅貿易權、專營權等,使無所依靠的中下階層紛紛投獻在教會門下,在這200年間教會地產迅速擴展膨脹,成為國中之國,成為一股強大而獨立的政治勢力。到16世紀教會領地占全國可耕地面積的1/3,有些修道院把大量的波雅爾的土地集中到自己手里。

  

   別爾嘉耶夫說,沒料到,東正教的崛起全仰仗了蒙古人,“俄羅斯教會歷史上最美好的時期是在韃靼人統治時期,這時教會在精神上是獨立的”。

  

   崛起后的莫斯科公國,征服并統一了保持維京-斯拉夫文化傳統(14-15世紀)的西北羅斯與保持拜占庭-斯拉夫文化傳統(18世紀)的西南羅斯,形成了沙俄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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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秦川雁塔 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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