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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正漢:“強政權、弱國家”:中國歷史上一種國家強弱觀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4328 次 更新時間:2019-04-10 00:15:31

進入專題: 國家共同體   國家建設   郡縣制    

曹正漢  

   【內容提要】 中國歷史上,王朝更替通常伴隨著國家瓦解,這種現象引起古代學者的深思,并逐漸形成一種解釋性觀點,所謂“強政權,弱國家”。這種觀點認為,郡縣制國家存在著一種內在缺陷:在這一類國家中,統治者能夠建立起強大的政權,所謂“天下之勢一矣”;但是,強大的政權弱化了國家本身的凝聚力,阻礙了國家共同體的發展,隨著中央政權衰落,國家共同體將面臨瓦解,所謂“天下震動,有土崩之勢”。本文把這種觀點發展成一種理論分析模型,論證了“強政權,弱國家”作為一種類型的國家,是政權建設與國家共同體建設的沖突所導致的一種結果。同時,本文還論證了強政權為什么導致了弱國家。

   【關鍵詞】 政權 國家共同體 國家建設 郡縣制

  

   一、導論

  

   中國歷史上反復出現一種現象:一個強大的王朝崛起,建立起強大的中央政權和統一的國家;但是,隨著王朝衰落和瓦解,中央集權國家也隨之解體,接踵而至的是大規模內戰、地方割據,甚至國家分裂,以至于每一個新興的王朝都必須重建國家。因此,每一個新興的王朝,其統治的疆域都經歷了重新界定,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經過了重建,不能直接繼承前一個王朝的國家機構。歷史學家把這種現象概括為“王朝循環”或“治亂循環”(Wang, 1936;Yang, 1954;Usher, 1989;勞干,2006;Chu and Lee, 1994)。筆者要指出的是,王朝循環和治亂循環接踵而至,意味著每一次王朝更替和政權轉移,通常都伴隨著國家瓦解和天下大亂。①

   本文所關注的是,圍繞中國歷史的上述特征,在歷史上和當代形成了兩種相互對立的觀點。一種觀點是,以“王朝更替通常帶來國家瓦解”為依據,論證皇權的合法性。這種觀點認為,為了避免國家瓦解和天下大亂,中國別無選擇,只能強化皇權,確保中央政權穩定。這種觀點可以追溯到《呂氏春秋·謹聽》:“亂莫大于無天子。無天子則強者勝弱,眾者暴寡,以兵相殘,不得休息。”至漢代,這種觀點已成為王朝正統意識形態的一部分,如《漢書·成帝紀》:“蓋聞天生眾民,不能相治,為之立君,以統理之”;《后漢書·孝桓帝紀》:“蓋聞天生蒸民,不能相理,為之立君,使司牧之。”②

   上述觀點的當代版本,是蘇力在《大國憲制》的論述:“(中國)歷史一再表明……只要以天子或皇帝為核心的中央政府弱了,撐不住了,社會秩序的其他基本關系,無論是中央與地方關系,還是地方與地方之間的關系,就一定亂套,本來大致有序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就會全面陷入無序,就會是全面的政治動蕩,頻繁的戰爭,大規模人口死亡和背井離鄉,以及國家疆域的巨大變化。”(蘇力,2018:454-455)因此,“為了確保天下太平,必須有一個以皇權為代表的強大的中央集權”(蘇力,2018:456)。

   另一種觀點與第一種觀點相反,它認為,中國歷史的上述特征,不僅不能為皇權的強大提供合法性,恰恰相反,這種特征本身就是因皇權過于強大而造成的后果。這種觀點認為,秦以后實行郡縣制,有利于加強中央集權,強化皇權,卻弱化了國家本身的凝聚力,致使國家的統一主要依賴皇權的力量才得以維系,一旦王朝衰落,政權易手,國家就將分崩離析。這種觀點可以追溯到西漢陸賈論“打天下”與“坐天下”的關系——“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史記·陸賈列傳》)。至宋明時期,此種觀點臻于成熟。南宋羅泌所論述的皇權的強大導致“天下之勢散”③,以及明代陳邦瞻所概括的“主勢強,國勢反弱矣”④,即是對此種觀點的代表性論述。在當代學者中,徐復觀對秦王朝評價道,“(國家)沒有有機體的社會結構,僅憑刑的一條線把臣民穿貫起來,以懸掛于大一統專制的皇權手中,此線一斷,即土崩瓦解”(徐復觀,2014a:93),可以視為此種觀點的現代延續。為了敘述方便,筆者把此種觀點概括為“強政權、弱國家”。

   我們該如何評價上述兩種觀點?客觀地說,第一種觀點在民間和官方均具有廣泛的影響力,但是,我們必須指出,這種觀點帶有明顯的為皇權辯護的色彩。它無視歷史上皇權的強大帶來的負面后果,無助于引導中國走出治亂循環的命運。而且,第一種觀點在邏輯上也是蒼白的:要求中國人為了天下太平,接受皇權的統治,并不能真正建立起長治久安的強大國家,更不能“為萬世開太平”。

   第二種觀點的價值,在筆者看來,首先在于它提供了一種歷史洞見:在中國歷史上,政權的強大均未能帶來國家的持續強大,恰恰相反,強大的政權所建立的國家,雖然也曾興盛于一時,但是,都無一例外地衰落了,并且,都隨著王朝更替而瓦解了。此種歷史洞見是我們不應忽略的。

   其次,第二種觀點提出了人類社會面臨的一個共同問題,即社會凝聚的問題:何種因素能夠將一個文明團結成持久的整體?這一問題曾經是歐洲思想家遇到的最關鍵的哲學和社會學問題(麥克法蘭,2013:5)。歐洲學者在思考這一問題時,發現了政治權力既集中又分散的重要性。麥克法蘭引用托克維爾的話,指出:“(在國家體制上)有兩個缺點需要規避:一是政治權力集中于一點,一是政治權力分散于全國各地。如果將一切都捆扎成一個包袱,則一旦散捆,一切將四分五裂,國將不存;如果權力高度分散于各地,國家的公共事務顯然受到阻礙。”(麥克法蘭,2013:183)。不難看出,托克維爾的觀點與“強政權、弱國家”的觀點有相通之處。

   因此,筆者認為,第二種觀點更值得我們重視。然而,迄今為止,尚未有人系統地論述此種觀點的理論意義,也未有人論述其前提條件和邏輯基礎。本文的目的是,嘗試闡述第二種觀點在理論上的意義,考察其前提條件與邏輯基礎;然后,本文將進一步分析“強政權”導致“弱國家”的原因。

  

   二、“強政權、弱國家”——中國古代學者的論述

  

   王朝更替通常伴隨著國家瓦解和天下大亂,這種現象不能不引起古代學者的關注和深思。受“天命觀”的影響,古代學者對王朝循環和政權更替不太在意,因為“天命靡常,惟德是依”,天命轉移自然帶來王朝更替。所以,顧炎武說:“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這就是說,保護王朝的政權之不墜,是廟堂上的統治者和權貴們考慮的事情,與普通百姓不相干。⑤但是,“國家瓦解和天下大亂”則不然,它是顧炎武說的“亡天下”,與天下蒼生禍福相依。所以,顧炎武又說:“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⑥

   在思考上述問題上,古代學者提出了一種觀點,認為這一現象是由郡縣制的缺陷和皇權過于強大導致的。他們認為,郡縣制有利于加強皇權與中央集權,但是,國家作為疆域內所有人民組成的共同體(所謂“天下”),其聯結紐帶比較脆弱,主要依賴中央政權的維系,一旦中央政權動搖,國家就面臨瓦解。秦王朝的興亡為這種觀點提供了一個典型的例子。秦始皇統一中國后,推行郡縣制,同時,在縣以下設立鄉亭等社會管理和控制系統,建成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郡縣制國家。依靠郡縣制,秦王朝擁有強大的資源動員能力,能夠在全國范圍內大規模征發勞役,從事浩大工程和發起大規模征伐戰爭。然而,陳勝、吳廣一次小規模的造反事件,引發了全國各地區大反叛,秦王朝在反叛中崩潰了,其建立的郡縣制國家也隨之瓦解。⑦

   上述觀點大約形成于南宋。南宋羅泌著《路史》,考察郡縣制與分封制之優劣,得出結論:“世人徒見晚周諸侯之疆(強),而不知天下之勢合;見后世(郡縣)守令之弱,而不知天下之勢散。故論封建失之弱,而實以疆;郡縣失之疆,而實以弱……建封之時,一人縱失德于上,而萬國之中各有政化,聞者德以興起。郡縣之世,一人失德,則波頹瓦解,而海內共懼其禍。”⑧在這里,羅泌采用了兩個分析維度——王朝(皇權或政權)與天下,比較郡縣制與分封制各自帶來的不同后果。他的觀點可以概括為“封建失之弱,而實以疆;郡縣失之疆,而實以弱”。所謂“封建失之弱,而實以疆”,是指分封制削弱了皇權(或王權),即中央政權較弱,卻強化了“天下”的凝聚力,即國家作為由眾多地區和人民組成的政治共同體,其凝聚力較強。反之,“郡縣失之疆,而實以弱”,是指在郡縣制之下,皇權強大,卻弱化了“天下”的凝聚力,即弱化了由各地區和人民組成的政治共同體的凝聚力。羅泌認為,正是此種后果,導致了秦之后,王朝更替通常伴隨著國家瓦解,即“郡縣之世,一人失德,則波頹瓦解,而海內共懼其禍”。

   羅泌的觀點可追溯到西漢陸賈論“打天下”與“坐天下”的關系——“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史記·陸賈列傳》)“打天下”是新王朝奪取政權的開端,是以武力和謀略打敗對手,征服各地區和民眾。天下打下來之后,新政權建立,陸賈認為,此時,統治者不應完全依靠武力和法令實施統治,還須依靠仁義之政和禮義,建立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互相承認、互相信賴的關系,建立互信、互助的社會,政權才能安定下來(徐復觀,2014a:89-90)。羅泌把這種觀點作了進一步推進,把它發展為解釋皇權與天下的相對強弱關系,即皇權的強大導致“天下之勢散”,并用來解釋王朝更替引起國家瓦解的原因。

   與羅泌同時代的李綱,也提出相似的觀點。李綱指出,“(郡縣之制)舉千里之郡而命之守,舉百里之縣而付之令,又有部刺史督察之,片紙可罷,一言可令,而無尾大不掉之患,尺地、一民、財賦、甲兵皆歸之于天子”,皇權可謂非常強大。但是,李綱接著指出:“(郡縣制)至其弊則勢分而力弱,權輕而吏偷,內有亂臣賊子之禍弗能正,外有夷狄盜賊之虞弗能支,而天下震動,有土崩之勢。”⑨也就是說,強大的皇權并不能真正有效地治理國家,反而導致王朝衰落,國家也將瓦解。

   至明清兩代,這種觀點又有新的發揮。明代陳邦瞻著《宋史紀事本末》,說宋太祖加強中央集權,“朝廷一紙下郡縣,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無有留難,而天下之勢一矣”。陳邦瞻評曰“主勢強,國勢反弱矣”,明確指出皇權的強大反而導致國家勢弱。⑩清代顏元更指出,天命本無常,政權難免易手,在封建制之下,政權易手較易,所謂“一戰而天命有歸,無俟于數年數十年之兵爭而處處戰場也”;在郡縣制之下,政權易手較難,一旦面臨易手,則有天下土崩之難,所謂“聞京城失守而舉世分崩,千百成群,自相屠搶,歷數年而不能定也”。11所以,內藤湖南評述明清時期學者的思想:學者們看到了在郡縣制之下,皇權過于強大,而且,“正是君主不顧一切地追求君權的強大,忽視了其他必要的國政,最終導致國家滅亡”(傅佛果,2016:207-208)。

   上述觀點揭示了郡縣制國家的內在困境:在這一類國家中,中央政權非常強大,即統治者和中央政府掌握了強大的統治權,在其興盛時期,能夠通過郡縣制直接統治遼闊的疆域和眾多民眾,所謂“天下之勢一矣”。但是,強大的政權弱化了國家本身的凝聚力,即國家作為疆域內所有地區和人民組成的政治共同體,主要依賴統治者及其官僚系統作為聯結紐帶;隨著中央政權衰落,這種聯結紐帶也就斷裂了,國家將面臨瓦解,所謂“天下震動,有土崩之勢”。筆者把這種觀點概括為“強政權、弱國家”。

   當然,在中國歷史上,每一次王朝更替和國家瓦解的原因都非常復雜,而且,各有其特殊的原因。所以,筆者不認為,“強政權、弱國家”的觀點,能夠準確解釋中國歷史上每一次王朝更替和國家瓦解的原因。但是,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揭示了歷史上每一次王朝更替和國家瓦解的背后共同起作用的機制。因此,這種觀點在理論上具有擴展的潛力,能夠為我們分析中國國家建構的特點和國家興衰的原因提供一種思考方向。

首先,這種觀點提示我們,認識國家的構成,需要區分兩個維度:一個維度是政權,即在國家的疆域內,對各地區及其人民的統治權;一個維度是“天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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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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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開放時代》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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