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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劍:走近胡適

——參觀胡適紀念館有感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2455 次 更新時間:2019-04-10 23:17:41

進入專題: 胡適  

陳劍 (進入專欄)  

  

   2013年5月22日下午,這是一個陰雨綿綿的下午,筆者專程參觀了坐落在臺北市115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130號的由胡適故居改建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以及相鄰不遠的傅斯年紀念室,并同時去了與臺灣中央研究院只隔一個馬路的胡適公園,憑吊了在此安息的胡適先生。

  

   20世紀中國歷史,胡適是難以繞過去的人物。應當怎樣評價胡適先生呢?學者、政論家?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領導者?甚或是民國的“罪魁”,共產黨的死敵?

  

   在20世紀下半葉,將近半個世紀,在中國大陸,胡適是被徹底否定的人物。隨著時間的推移,伴隨著中國社會的逐步開放,歷史畫面的一些圖像漸漸地清晰地呈現在人們的面前,人們對胡適的評價也在悄然發生變化。歷史本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卻在很長時期,中國的歷史,特別是近代史卻成為誠如先生所說的“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隨著人們對胡適認識愈益清晰,人們發現,從提倡白話文到批判舊禮教,從社會改造到追求民主理性,胡適幾乎成了20世紀上半葉各種新思潮的總匯。因此,新文化運動所導致的種種結果,包括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似乎也都與胡適有一定關聯。但即使是在歷史畫面逐漸清晰的今天,對胡適先生的評價,在海峽兩岸,或是海峽兩岸的不同團體機構,仍在兩極跳躍,或是“罪魁”,或是”巨匠”。但如果我們能夠以理性和歷史眼光看待胡適,就有可能超越左右,超越黨派,超越海峽,對其評價就容易趨于一致。

  

   對胡適的認識,繞不開以下兩個問題:

  

1.胡適與蔣介石

  

   胡適與蔣介石,這是影響20世紀中國歷史的兩位人物。從1932年的正式交往到1962年胡適逝世,胡適與蔣介石,30年的互動來往,對立與合作,共事與批評,信任與沖撞,幾乎構成了30年交往歷史。倆人關系錯綜復雜,一言以蔽之,可謂“道不同而相為謀”。

  

   1928年,南京政府取得了形式上的統一后,開始以黨治國的歷史,胡適那時還沒有與蔣介石有任何往來。他在報刊上撰文,公開批評蔣介石的黨治,他這一期間的著述較為集中體現在其《人權論集》中。他直接指斥蔣介石等“生平從來不懂得什么是民主,就應該到民主的私塾里上學,好好用功進修一下”。胡適的批評引起了激烈的反彈,即遭受到國民黨一黨專制的黨文化的全力圍堵,雜志沒收,文章被禁。1932年與蔣介石正式來往,也在以后獲得了蔣的某些信任,并在抗戰期間擔任駐美大使,代表中國尋求美國的支持。但即使是在信任、合作期間,胡適始終沒有放棄對蔣及其威權體制的批評。

  

   胡適以“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為一輩子的宗旨,認為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而做人卻要在有疑處不疑。與蔣介石的交往,一直沒有離開言論自由、民主憲政和保障人權等重大問題。他不相信權威,不相信捷徑,不相信有包醫百病的靈丹妙藥,不相信社會主義,也不相信“知難行易”的三民主義。他相信要怎么收獲,先怎么栽;相信有幾份證據,說幾分話;他相信,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新中國成立前夕,胡適既不愿意留在中國大陸,也不愿意追隨蔣介石到臺灣,他跑到美國當寓公去了。我們可以設想,胡適如果留在大陸,1957年的坎是過不去的;即使能夠躲過1957年,是斷不能躲過文革。直到1958年,經過友人勸說,胡適回到臺灣當了“中央研究院”的院長。但即使回到臺灣,他仍然和蔣介石有著深刻的民主與專制的分歧與矛盾,并時時受到攻擊。上個世紀60年代初在臺灣發生的“雷震與《自由中國》”案,與胡適密切相關。胡適是雷震的摯友,也是《自由中國》的大力支持者和發行人,《自由中國》的辦刊宗旨就是胡適確定的:其宗旨就是向全體國民宣傳“自由”與“民主”的真實價值,促使整個中國成為“自由中國”。

  

   1956年10月31日,是蔣介石的70歲生日。《自由中國》特別出版“祝壽專號”,發表了胡適、雷震等人撰寫的十幾篇文章,批評蔣介石大權獨攬,要求限制“總統”權力、實行“責任內閣制”,取消軍隊中的國民黨組織等。這下大大觸怒了蔣介石和其代表的威權體制。

  

   1960年9月4日,臺灣省警備司令部,以涉嫌叛亂為由,逮捕了雷震等人,籌組中的“中國民主黨”也胎死腹中。10月3日,臺灣當局判處雷震有期徒刑10年,出版了290期的《自由中國》雜志也正式停刊。這就是轟動一時的雷震案與《自由中國》事件。

  

   胡適一直主張在臺灣成立一個反對黨,以便有所制約。1951年5月,胡適給蔣介石寫了一封長信,提出了對臺灣民主化的看法。他建議“國民黨自由分化,分成幾個獨立的新政黨”,而且也提及要“蔣先生辭去國民黨總裁”等。對此,蔣介石回信中贊成了他的部分觀點,卻對憲政和黨派問題避而不談。正是蔣的拒絕,胡適轉而支持雷震組建新黨,但卻超越了蔣介石所能承受的底線。

  

   1960年,74歲的蔣介石面臨著一次重大的選擇——是退居幕后,還是違憲連任“總統”?然而,蔣介石卻做出了繼續前臺執政的抉擇。胡適對蔣的戀棧十分不滿,他曾建議蔣,“給國家樹立一個合法的、和平的轉移政權的風范”,但蔣卻沒有接受胡的建議,也沒有意愿要做出這樣風范。

  

   胡適自詡為忠言直諫的書生,蔣介石對胡適也給予了禮遇和容忍,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其批評和諷諫。1958年,胡適從美國回臺灣就任臺灣中央研究院院長,蔣介石出席儀式并致詞,胡適當場表示異議,令蔣氣憤之至。在日記中,蔣批評胡適真是一個狂人,也是有生以來第二次遇到的難堪,

  

   但蔣公還是有一些雅量的。胡適去世后,蔣介石出席追悼會,并親自寫了挽聯:“適之先生千古,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

  

2.胡適的“全盤西化”

  

   近代以來中國存在著一股“全盤西化思潮”,胡適是這股思想的“始作俑者”和代表人物,這似乎已成為當今人們共識。在很長時期,“全盤西化”不僅是一個文化問題,更曾被說成是一個嚴重的、具有敵我矛盾性質的政治性罪名。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中期中國大陸的批胡適運動,到八九十年代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甚至在當下,批判各種反社會主義思潮,“全盤西化”都是最主要的罪名。每批判一次“全盤西化”,必把胡適拉出來陪綁打屁股,胡適是“全盤西化論者”似乎已成為定論。但事實如何,需要專作一些探討。

  

   胡適出道并成名于其提出的文學革命,進而推進了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時期的胡適不是一個“全盤西化論者”。1917年胡適在他用英文寫成的博士論文《中國古代哲學方法之進化史》中,就明確反對用西方所謂“新文化”來全盤取代中國的“舊文化”。

  

   新文化運動導致了“五四”運動。“五四”運動面臨的一個問題是,究竟怎樣對待外來的西方文化,怎樣對待中國的傳統文化,以及如何處理好中西文化的關系等問題。1929年,胡適在《中國基督教年鑒》用英文寫了一篇題為《中國今日的文化沖突》一文。胡適在回憶這件事時寫道:“這幾個月里,我讀了各地雜志報章上討論“中國本位文化”、“全盤西化”的爭論。因此我又想起了五六年前我最初討論這個文化問題時,因為用字不小心,引起了一點批評。……我指出中國人對于這個問題,曾有三派的主張:一是抵抗西洋文化,二是選擇折衷,三是充分西化。我說,抗拒西化在今日已成為過去,沒人主張了。但所謂選擇折衷的議論,看去非常有理,其實骨子里只是一種變相的保守論,所以我主張全盤的西化,一心一的走上世界化的路”。胡適的這篇文章,受到了潘光旦先生的批評,為此,胡適回應說:“我現在很誠懇地向各位文化討論者提議:為免除許多無謂的文字上或名詞上的爭論起見,與其說‘全盤西化’,不如說‘充分世界化’。‘充分’在數量上即是‘盡量’的意思,在精神上即是‘用全力”的意思。”詳細地、深入淺出地說明了變“全盤西化”為“充分世界化”的三個理由。胡適認為,數量上的嚴格“全盤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胡適沒有全盤否定中國的傳統文化而主張全盤西化,但他反對抱殘守缺,并強調研究中國傳統文化要有一套科學的方法。胡適更主張充分世界化,這是符合時代潮流的。

  

   胡適是庚款留美第二批學生。他在康乃爾大學讀書5年,把那里看作“第二故鄉”。由于長期在美國學習,胡適對西方文化,特別是美式文化、美式民主有著強烈的親切感。但同時,胡適又是中華文化的一代宗師。所涉獵的學科有中國哲學、史學、文學等,在其所涉獵的學科,他都有著重大的貢獻。胡適同時又是對中華文化,特別是對中華傳統文化有過嚴厲的批評,但這種批評實際又是建立在對中華文化的熱愛的基礎上。

  

   胡適的文化取向呈現出二元性的特點:既要向西方學習,擁抱西方文化的價值體系,又自覺悟或不自覺地依戀于傳統的價值,無法完全從傳統的網羅中沖破出來,學習西方的吶喊不時被回歸傳統的吆喝聲所校正和吞沒。

  

   胡適選擇“充分西化”或“全力西化”為中國文化的根本出路,就其思想認識根源來看,實際與當時中國的貧困落后的時代背景有關。正是中國的貧困落后,在一些人中形成了民族文化自卑心理。對中國的文化反思,加深了人們對中國文化“惰性”特征的認識。就胡適的思想分析,實際是全力歡迎和接受西方的近代文化,讓中國的古老文化在與這一新文明的密切接觸和自由交流中,吸取新的成分,除去治疴痼疾,創造出適應新時代的新文化。

  

   胡適紀念館給參觀者提供的“胡適的精神”小冊子寫到,“在胡適的著作中,雖不乏對中國文化的嚴厲批評,和對西洋文明的熱烈贊揚,但這種種都絲毫不影響他對中國文化的依戀和愛護。他一生的終極關懷始終是中國文化的重建和再造”

  

從中國幾千年文化發展的歷史看,并對近代一百多年的歷史進行分析,中國傳統文化從來就沒有全盤西化的基因,中國文化有著很強的過濾功能和對外來文化的改造功能。對中國文化傳統稍有常識的人,都不會贊同全盤西化主張的。對于中國共產黨人來說,卻曾經走過一段全盤西化的彎路,就是將一個德國人,即卡爾·馬克思在19世紀創立的一種學說全盤接受,不考慮時間地點和環境的變化,因而付出了極大的代價。毛澤東在1930年寫的《反對本本主義》一書中指出:“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踐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1931年-1934年,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實際是全盤西化或者更確切表達是“全盤馬化”給中國革命帶來巨大損失,促使全黨深刻反思。在1935年召開的遵義會議上,(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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