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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維:中國社會主義的新時代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2009 次 更新時間:2019-04-11 10:20:33

進入專題: 社會主義   新時代  

潘維 (進入專欄)  

  

   在當前的國內經濟和國際形勢下,重溫我國發展進步的根本目標,意義重大。

   舊中國不僅有外患,更有三大內患:患腐敗、患貧窮、患不均。回顧新中國的七十年,中華民族有三大現代追求:第一,廉潔的官員;第二,繁榮的經濟;第三,均等化的社會(教育、醫療、養老、住房),即社會主義社會。這三大追求代表了我國人民對現代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華民族發展進步的根本目標。

   在全球信息互聯的時代,三大追求是相對的,不是相對于舊中國,而是相對于世界其他先進國家。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指的是“富強”,即人民如世界最富裕的人民般富裕,國家如世界最強大的國家般強大。若官員廉潔奉公、經濟繁榮昌盛、社會漸趨平等,上下同心的龐大民族自然富強至無敵于天下。

  

   一、在新中國前三十年,即財富水平很低的時代,三大追求看似有機共生。

   與世界其他地方不同,傳統中國不靠宗教支撐道義,政權指望“士子”讀圣賢書,成為高尚、純粹、脫離低級趣味的人,進身為“仕”,以身作則、教化和托起品行向下的民眾。傳統政權中的官員,薪俸不高,但廉潔奉公能光宗耀祖、蔭子封妻,獲得榮譽。政權如“廟堂”,社會才有“官本位”;民眾對政權的信任,主要來自對公正廉明官員的信任。

   我國有貪官歷史,也有清官文化;“致良知”的心學在士、仕中代代相傳。直到傳統政權末期,仍有不少如于成龍、丁寶楨、左宗棠等“發上等愿,結中等緣,享下等福”的封疆大吏。他們節食儉用,不給子女留遺產,“去留肝膽兩昆侖”,在族人和百姓心中永生。

   腐敗即“非法以公權謀私利”。共產黨政權與國民黨政權的根本區別就是各級官員廉潔。有人認為,毛澤東時代官員普遍廉潔是因為普遍貧困,“沒多少可貪的”。那判斷不靠譜;貧困與貪腐密切相關才是普遍的。在同樣甚至低得多的國民財富水平,國民黨官員沒多少可貪?而今亞非拉貧困國家里沒多少可貪?國民黨政權短命的主要原因是腐敗,共產黨靠廉潔而能取而代之。因為官員廉潔奉公,人民信任政權,上下同心,新中國在世界上迅速崛起。

   微型自耕農社會塑造了中華文明里“患不均”的傳統,以及宗族社區守望相助的養小、送老倫理。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前三十年,“沒多少可貪”不是因為財富少,而是因為社會均等,因為養小、送老均等。

   那時,教育、醫療、養老、住房都由政權計劃。那時,孩子在哪里上學都差不多,養老金、大房子、學區房、一流醫院、一流學校,不是我國億萬家庭的追求和重負。那時,連工資收入也由政權計劃,絕對差很小,用倍數差計算也不大,沒有而今百倍、千倍的差距。換言之,官員普遍廉潔是因為社會均等,社會均等是因為“計劃經濟”。

   微型自耕農經濟還塑造了中華文明里“患寡”的傳統,以及“個人自掃門前雪”的自私和散漫。計劃導致過我國經濟繁榮?共產黨領導中國,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第一階段就是計劃經濟。盡管遠不及蘇聯的計劃“成熟”,那短暫的均等化社會給后人留下了刻骨銘心的記憶。

   慶祝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時,官媒歷數計劃時代的貧困現象。貧困當然真實,但評價計劃經濟也該用同樣邏輯,把1950年倒推四十年到1910年。那時袁世凱還沒上臺;那時我國處于貧困、愚昧、落后、挨打和割地賠款的境地;那時餓殍遍野、烽煙四起、做夢也想不到四十年后我軍“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

   無數硬指標證明,我國1979年的經濟比1949年繁榮得多,更比1929—1939年昌盛得多。1949年,我國所有重要經濟社會指標都落后于印度;三十年后我國已沒興趣與印度比較。計劃經濟的另一重大目標是應對帝國主義欺凌,只是很多今人不記得我國缺乏強大武備的悲慘了。腐敗、貧困、不均,還有被迫對外部列強卑躬屈膝,是舊政權滅亡的原因。

   計劃經濟讓國家強大、人民脫離了饑餓和愚昧、社會比較平等、官員比較廉潔。但同時,我國人民在富裕程度上與許多實行市場經濟國家的人民拉大了差距,而且差距越來越大。國強而民不富是不可持續的。這個大形勢讓“患不均”也“患寡”的國人充滿焦慮。富裕未必是社會主義,但貧窮顯然撐不住社會主義。

   在新中國的前三十年,不少官員追求些許“特權”,卻并沒多少“貪腐”。但毛澤東同志預見到了中國走向市場化,預見到了市場化后的貧富分化和官員腐敗。他為維護計劃經濟而辦的“大批判會”和“思想教育”沒起到預期作用,只好用來自基層百姓的年青新官迅速取代舊官,主管農業、工業、政治。理論上說,基層百姓反對特權和社會分化。然而,新官缺乏行政經驗和政治能力,更缺乏世界競爭的眼界,站不住腳。

   鄧小平同志掌政后抓住了各種因素構成的“戰略機遇期”,在1979年果斷放棄計劃經濟,毅然開啟了全面市場化時代。這是個神奇的“新時代”,釋放了全國百姓勞動和創造的積極性。而今我國人民已有堅固共識:市場、只有市場,才能創造出支撐社會主義的財富。三十年后,我們可以把“鄧小平新時代”概括為中國社會主義的2.0版,區別于“毛澤東新時代”的1.0版。

  

   二、在新中國的下個三十年,即市場化創造財富奇跡的時代,三大追求看似悖論。

   改革開放三十年間,家家戶戶的財富迅猛增長,中國經濟奇跡震驚了整個世界。然而,進步必有代價,進步越大、代價越高。前三十年亦如是。

   在很多人看來,既然市場經濟的基本動力是社會分化,平等、繁榮、廉潔,三者是悖論,如“魚與熊掌”般不可兼得。

   隨著貧富差距迅速擴大,比較均等的社會陷入分裂。隨著社會被市場化,百姓養小、送老的艱難程度日漸上升。教育、醫療、住房、養老,讓14億人口里的至少11億百姓越來越不敢消費,而且恐懼生養小孩,遑論兩個孩子。

   隨著少數親友的暴富,領導市場化大潮的眾多官員追求高質量的養小、送老,逐漸脫離了“高尚、純粹”,甚至越來越欣賞“低級趣味”。到人民共和國的第二個三十年末尾,民間甚至有“反貪黨死,不反貪國亡”之說。

   如果重新強調思想教育,要求官員高尚、純潔、脫離低級趣味,如果大批替換改革開放中成長起來的官員,從社會底層迅速提拔新人,誰能保證新人具有成熟的行政和政治經驗,誰又能保證新人成熟后還能持續廉潔?畢竟,醫療、教育、養老、住房的差異巨大,而且追求高質量的養小、送老乃人之常情。

   經濟結果更出乎意料,在改革開放三十年后,人均收入比發達國家低得多的中國經濟也逐漸滑入低潮。有些人斷定,根本問題是供給方的市場化程度不足,所以有服務業占比太低的落后經濟結構,所以有國有企業和金融占比太高,所以有制造業和礦冶的過剩產能。于是有了官方規制企業的“深改”,揠苗助長。

   多年后,“改革出效益”的舊曲未能奏響新凱歌。服務業占比上升是以制造業和其他實體經濟陷入絕境為代價的;金融業放開搞活則拉開了中國金融危機的序幕;政策不穩定導致上下游企業的信心近乎崩盤;經濟低潮還引發了居民消費萎縮。舉世皆知,市場機制全靠信心維持,而消費需求萎縮是繁榮最直接的威脅,如同1929-1933年在西方“成熟”市場機制里發生過的。

   經濟學界不再呼吁“改革”,轉而呼吁政府采取“逆周期”政策。何為“逆周期”?其實就是要政府拉動需求,刺激消費增長。“逆周期”說法的前提是,眼下的危機并非來自供給方的市場化不足,而來自市場機制內在的繁榮與蕭條周期。但已被住房、教育、醫療這“新三座大山”壓得喘不上氣,百姓的消費怎么增長?

   為擺脫“三大訴求”成為悖論的困境,我們需要3.0版的中國社會主義新理論,需要再次開創“新時代”。

  

   三、經濟繁榮、官員廉潔、社會均等,三者可以有機共生。

   反之,如果三者不能有機共生,將一個也不會有,有的也會失去,使“黨的領導”終結“黨的領導”。

   在人民對當代美好生活的三大訴求中,牛鼻子是社會均等化。有了社會均等化就會有繁榮昌盛的經濟和持續廉潔的官員。

   “成熟”的市場機制會制造越來越大的貧富鴻溝。“少數人的現代化”導致人均收入難以提升,經濟增長停滯,基礎設施建設和維護難以為繼,社會分裂、“階級斗爭”激化,政權風雨飄搖。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后,特別是戰后,原先信奉資本主義的國家普遍采用社會主義政策,修正其“成熟”的市場機制。

   第一,經由全民健康統籌實現醫療均等化;第二,實行從基礎教育漸次向高等教育推進的教育均等化;第三,調控城市房價和房租,使城市居民“居者有其屋”;第四,推動養老均等化,解除勞動者對年邁后生存安全的憂慮。用資本主義詞匯描述上述政策,稱為(國家的)“人力資本投入”。用社會主義詞匯描述,稱為“社會均等化”。用中性詞匯描述,是“社會領域的去市場化”。

   當居民消費的后顧之憂基本消失,當勞動者普遍健康,教育水準普遍提高,創新力和市場競爭力就快速提升,市場供銷兩旺,人均收入突飛猛進。在西方,講述這種道理的學問稱為“福利經濟學”。

   由于上述社會主義導向的政策在西方獲得巨大成功,國家稅收占總產出的比例不斷提升。一些國家在社會領域的投入越來越大,不僅推行醫療、教育、養老、住房的均等化,而且涵蓋了傷殘和失業保險、最低工資和加班工資、各種帶薪休假甚至家庭成員福利。“鐵飯碗”原本是軍公教專利,現在擴展到全體勞動者。這種國家被稱為“福利國家”。

   在公民投票選舉執政者的西方,社會福利易增難減。當經濟陷入低潮,一些市場競爭力較低的“福利國家”就難以為繼。一旦被迫削減社會福利,政治動蕩便隨之而來,外國移民也成了替罪羊。

   看到上述情形,在全球化中暫時獲得較大利益的一些我國精英痛斥“福利國家”,痛斥“民粹”,故意忽視“福利經濟學”,故意忽視不少“福利國家”的市場競爭力和人均收入排名在前,故意忽視美國也在社會均等化上穩步邁進。

   我國正跨入“新時代”。是時候由政府主導,大力投資于社會領域的均等化了。逆轉個體家庭負擔增重的趨勢,由中華大家庭共同分擔養小、送老,解放我國14億百姓無與倫比的消費潛力,才是我國經濟繁榮的最大動能和持久保障。

   社會化的養小、送老,是我國歷代儒門弟子的向往,是我國人民對當代美好生活的最大期盼,更是社會主義的根本要求。而且,我族自遠古迄今都是地球上最大的民族,必須逆轉少子化、老齡化,逆轉每八十年減少一半人口的中華頹勢。把人當“飯桶”是無知;把人當“碳”是無聊。多子多福,年青人乃財富創造力之源,系著老年人的福祉,系著我族之存亡絕續。

   推翻“新三座大山”,人民中蘊藏著無窮偉力。我國社會均等化之路必定有中國特色,不似西方僅賴政府財稅,而是靠我黨精心組織社區人民,實行“四輪驅動”。個人、社區/集體、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應按比例、按人頭支付醫療和教育經費,逐步推進均等化的全民醫療保障,推進均等化的12年全民義務教育。

   若取消官員醫療特權,嚴禁官員子女就學“走后門”,怎會有在社會領域推行市場化的決策?

   我們應放棄追求“世界一流”的醫院、大學、中學、小學、幼兒園,嚴禁教育和醫療界“評優、評等”,并以高職、高薪鼓勵優質人才向欠發達的公立學校和醫院流動。

   我們應把教育工作的重心放到12年義務教育上,并公平分配高等教育資源,嚴禁向“重點”高校傾斜,讓各有特色的高校遍布全中國。

   我們應把醫療工作的重心放到社區去,積極推動社區養老、養病,讓病床等醫療設備在社區中流動起來,讓優秀的護士和護工扎根社區。

   思想教育的舊辦法固然重要,但官員廉潔最堅實、可靠的基礎是社會領域的均等化。事實證明,社會均等化與官員廉潔高度正相關,無一例外。官員腐敗是傳統社會的普遍現象。獲得更多金錢的主動力是更好的子女教育、更高的醫療水平、更大的房子、更安逸的養老和為父母送終。在并無“政治思想教育”的現代國家,由于養小、送老的后顧之憂越來越小,廉潔的政府已經越來越成為“新常態”。

   由于住房的均等化,由于教育、醫療、養老的個體家庭負擔逐漸降低,主要由華裔組成的新加坡也能持續擁有世界著名的廉潔政府。那里并不要求官員有超乎尋常的道德,反而要求官民一體,“同心同德”。當社會不斷均等化,官民之間輕易就能互相轉換,人民的文明程度就不斷提升,官員傲慢、自高自大、自以為是的空間也就越來越小。

   新中國七十年的巨變,可視為“正反合”三個“新時代”:“正題”是經濟和社會的計劃化,“反題”是經濟和社會的市場化,“合題”是經濟市場化,但社會均等化。社會不平等是必然,但盡力縮減社會不平等也是必然。讓社會越來越不平等是逆人類歷史進步潮流的反動。

   社會平等、經濟繁榮、官員廉潔,三者當然可以有機共生,而且必然有機共生,否則一個都不會有。三者越有機共生,中華大家庭的凝聚力就越強。14億人同心同德,外患是微不足道的。

   “房住不炒”開了個好頭,“習近平新時代”的大幕已然開啟。“三生萬物”,中國社會主義的3.0版本系著中華民族光明的未來。

  

   來源:潘維《士者弘毅》,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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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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