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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星: “災害”研究的四個關鍵概念

——多學科透視下的公共政策意涵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282 次 更新時間:2019-04-11 22:55:29

進入專題: 災害研究  

童星  

  

   摘  要:災害應急管理的本質是公共安全治理。“安全”有兩個維度,即從人與人關系中考察的“安全”(security)和從人與物關系中考察的“安全”(safety)。公共安全治理涵蓋了風險治理、應急管理、危機治理三個階段。在三階段的管理實踐中,需要特別關注的核心問題是排查危險源和消減脆弱性,從而建設富有韌性的小區和社會。取自人與物關系視角的安全工程學科和取自人與人關系視角的人文社會科學,對危險源、脆弱性、韌性有著不同的理解。在安全工程學科看來,“危險源”構成要素客觀,分類標準明確,據此發展出管理實踐中的隱患排查;人文社會科學則強調“危險源”與“風險”之間的轉換,對危險源分類相對模糊,據此發展出由經濟效益、技術安全、環境影響、社會穩定構成的風險評估體系。在安全工程學科傳統下,“脆弱性”常常與技術—工程—自然要素相結合,形成了“風險—危險”模型,發展出管理實踐中普遍運用的脆弱性區域制圖;在人文社會科學傳統下,“脆弱性”則常常與結構—功能—制度—文化相關聯,形成了“壓力—釋放”模型,發展出管理實踐中同樣得到普遍運用的社會脆弱性指數。“韌性”又被譯為抗逆力、恢復力,前者強調災害到來時保持原有狀態的能力,后者則關注受災遭到破壞后變回原有狀態的能力,二者都意味著小區社會系統具有良好的韌性。安全工程學科與人文社會科學從各自的視角出發,探討與“脆弱性”呈反向關系的“韌性”,為國際減災特別是災后可持續恢復奠定了科學基礎。

  

   關鍵詞:災害研究   安全   危險源   脆弱性   韌性

  

   如果說由貝克(U. Beck,1944—2015)、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盧曼(N. Luhmann,1927—1998)等人創立并闡發的風險社會理論是宏觀理論,道出了當代社會不同于傳統社會和工業社會的特殊本質,具有普遍性高、解釋力強的優勢;那么,“風險—災害(突發事件)—危機演化連續統”則屬于中觀理論,揭示了風險經過災害或突發事件轉化為危機的過程,并相應地構建了源頭風險治理、事發災害救援或應急處置、事后危機化解的“全過程應對體系”。然而,理論自身發展的沖動和應急管理實踐的需要,都在呼喚微觀層面的更為具體的理論創新,而任何理論在形式上都會表現為一套概念范疇體系。為此,這里擬對該領域已經成為熱點的諸如“安全”“危險源”“脆弱性”“社會韌性”等一系列關鍵概念做一個多學科的透視比較,并揭示其對于相關公共政策的意涵。

  

一  安全

  

   毫無疑問,“安全”是該領域最為重要的核心概念,上述“演化連續統”表現出的就是不安全,“全過程應對體系”究其本質就是公共安全治理。那么,什么才算安全呢?有意思的是,“安全”在中文里是一個詞,在英文里卻有兩個不一樣的表達,而它們的含義完全不同。

  

   第一個英文詞的表達是“security”,指的是在人與人的關系中的安全。主要包括三種情況:(1)“國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群共同體是國家,國家與國家之間就產生了主權、領土、資源等安全問題,國家安則國民安,國家不安則國民不安。(2)“公共安全”(political security),又譯為“社會治安”“社會安全”。人并非離群索居,無不具有社會性,人與人相處,群體與群體相處,就產生了公共秩序方面的安全問題,社會安定則人民安居,社會動亂則人民遭殃。(3)“社會保障”(social security)。每個人在生命周期和職業生涯中,在人與人的競爭關系中,總會出現生老、病死、傷殘、失業、工傷職業病等安全問題,也需要認真對待,以解除人民群眾的后顧之憂,有良好的安全預期。這三種人與人關系中的安全,通常都是社會科學研究的對象。

  

   第二個英文詞的表達是“safety”,指的是在人與自然、人與物、人與技術關系中的安全。人來源于自然界,又時刻不能脫離自然界,必須服從自然規律,否則就要遭受懲罰,又哪來安全可言?理工科研究的對象通常就是這種安全。一般來說,理工科的研究水平要高于精細于社會科學的研究水平,有許多地方值得社會科學的研究予以借鑒。理工科尤其是安全工程學科對“安全”概念的研究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1)安全就是排除任何風險和隱患,確保不發生任何事故。照此理解,有風險和隱患就是不安全。(2)后來發現,如果所有風險和隱患都能完全予以排除,那么人們就什么事都干不成了,所以又改為接受某些程度較低的風險,并事先做好準備;一旦風險爆發,有一套應對辦法。也就是說,安全的對立面成了突發事件或災害。(3)最后又發現,無論設計多么精細、準備多么充分,總難免發生預想不到的滅頂之災,生產生活秩序和小區社會系統被完全打亂,這就需要依靠小區社會系統的自我適應、自我調整,提高韌性,達致安全。換言之,“危機”成了“安全”的對立面。

  

   所以,風險、災害(突發事件)、危機都是安全的對立面;相應地,公共安全治理也就有三個組成部分——風險治理、應急管理、危機治理(見圖1)。基于這樣的認知,實踐中就可以分階段地確定并落實公共安全治理的各個重要環節。

  

圖1  公共安全治理的過程框架


   盡管應急管理不等于應急處置,需要以突發事件(災害)為中心,向前向后延伸,但畢竟有一定的時限要求,不能無限度延伸。應急管理階段主要包括三個環節:(1)準備。包括預案、隊伍、資金、資源、裝備、技術、場地等的準備。(2)回應。既有根據監測數據到達臨界值時進行的主動響應,也有在災害事件發生后迅速開展救援搶險處置等被動響應。(3)恢復。使小區社會環境和生產、生活秩序恢復到原有狀態。

  

   其后的危機治理階段也包括三個環節:調查,問責,改進。現行的辦法是,將原因調查納入應急管理階段,規定在六十天內必須完成調查報告,有時調查結果尚未出來,行政問責就已開始。由于嚴格的時間要求難以保證調查的獨立和真實,繼而難以保證問責的精準和改進的科學,甚至完全沒有改進,最終導致同樣的災害事件重復發生,反復對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造成威脅,所以,對調查、問責、改進等環節,需要從有時限要求的應急管理階段中劃出來,納入危機治理階段,通過獨立的調查、精準的問責、科學的改進,旨在認知災害、化解危機,從而實現消除原因、堵塞漏洞、排除隱患、拔掉病根,杜絕同樣的災害事件重復發生。

  

   前期的風險治理階段也有三個環節:(1)風險識別。盡其所能,排查一切風險、危險、隱患。(2)風險評估。對所有排查出的風險、危險、隱患逐一進行評價,列出風險等級;(3)根據風險評估結果,分別采用消除、減少、預防、推遲的辦法來處理。

  

   在上述三階段、九個環節的公共安全治理全過程中,風險—災害—危機管理循序漸進、循環往復,其效能和水平得以不斷提升。其中,危險源和脆弱性是管理者需要特別關注的核心問題。


二  危險源

  

   “危險源”的英文表達為“hazard”,釋義是“asource of danger”,即危險的根源,又稱風險源,與中文的“隱患”一詞含義接近。

  

   首先,在不同學科視角下,對“危險源”概念的理解有差異。

  

   在安全工程學科看來,危險源就是可能造成物質損失或者人員傷亡的潛在的不安全因素。危險源的構成要素主要有三:(1)潛在的危險性。指事故一旦發生,可能造成的損失和危害程度。(2)存在條件。包括儲存條件、防護條件、管理條件等。(3)觸發因素。包括人為因素、管理因素、自然因素等。在學術發展過程中,安全工程學科開始向社會物理學方向延伸,逐漸形成了“社會燃燒理論”。該理論由中國科學院已故院士牛文元(1937—2016)于2001年提出,認定“社會燃燒”需要三大條件:(1)“燃燒物質”,指“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不和諧關系;(2)“助燃劑”,如社會謠言、媒體歪曲、惡意攻擊等信息放大現象;(3)“導火索”或“點火溫度”,如一定規模和影響的突發事件等。顯然,這是在具體運用安全工程學科關于危險源的構成三要素。

  

   在社會科學看來,災害由危險源所引發,而危險源又與“事件”“風險”有區別。它只是一個風險客體,并非是經組織與制度詮釋或已經造成社會損失的現實,不帶有程度和價值導向判斷;而風險、事件、隱患,均帶有一定程度的價值導向判斷。

  

   受社會沖突理論的影響,社會科學對危險源的理解后來發展為災害關系鏈認知。這種影響,尤其表現在斯梅爾瑟(Neil J. Smelser)的“加值理論”(value-added)上。在1963年出版的《集體行為理論》中,斯梅爾瑟基于集體行為分析的情感路徑,利用加值理論來剖析集體行為,提出集體行動的要素除了結構誘因、結構壓力、信念傳播、觸發因素、行動動員這五大要素之外,還有社會控制要素,包括對于結構誘因和壓力的消減以及集體行動形成初期的控制等兩個方面的能力。

  

   其次,在不同學科視角下,對危險源的分類也有差異。

  

在安全工程學科看來,危險源劃分標準相對明確,分類體系也相對規范且具有操作性和實踐指導性。危險源分類最早起源于化工行業的安全生產領域,依據生產工序、生產過程、能量意外釋放來進行分解而得出可能帶來災難的各類源頭。目前對危險源的分類主要有三種方法:(1)根據《生產過程危險和危害因素分類代碼》來分類,生產過程中的危險源被分為六大類、三十七小類。這六大類分別是:物理性危險和危害因素,化學性危險和危害因素,生物性危險和危害因素,生理和心理性危害因素,行為性危險和危害因素,其他危險和危害因素。(2)根據生產作業過程,可劃分為七類:化學品類(易燃易爆性、腐蝕性等化學危險物質)、輻射類(放射性、電磁波裝置等)、生物類(動植物等帶有病原體的生物)、特種設備類(大型機械、鍋爐、管道等)、電器類(發電廠、變壓廠等)、土木工程類(煤礦、水利、橋梁等建筑工程)、交通運輸類(飛機、汽車等)。(3)根據能量意外釋放理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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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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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南國學術》2018年第4期第552—5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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