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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慶偉:蘇秉琦:“為歷史而考古”的學科締造人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303 次 更新時間:2019-04-12 00:27:35

進入專題: 蘇秉琦  

孫慶偉  

   蘇秉琦(一九〇九至一九九七)是中國考古學上的一座豐碑,他是中國考古學“永遠的導師”,是“當代考古學思想家”。今年是蘇公誕辰一百一十周年,重讀《蘇秉琦文集》和《我的父親蘇秉琦 ——一個考古學家和他的時代》,重溫蘇秉琦的人生道路和學術追求,掩卷深思,所獲良多。

   蘇秉琦一生事業,最根本之處在于他是一個真正的愛國者,這是我讀蘇秉琦著作最直接、最強烈的感受。一九二八年蘇秉琦中學畢業,為了家族的紡織企業,他來北平報考了北平工業學院并被錄取,但在北平的所見所聞,令他“深深感到國家的形勢嚴峻,青年的責任重大,國不保家也難保”,于是“決心改學中華民族的歷史以喚醒民眾 ——教育救國,興史救國”。一九三四年八月,蘇秉琦從北師大畢業。他原計劃是在北平或回老家做歷史老師,“讓國人深知民族歷史而懂得要挽救自己”。但時任師大校長李蒸知人善任,推薦他到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在徐旭生任主任的考古組任職,當年秋天就在徐旭生的帶領下前往關中開展古跡調查并參加發掘寶雞斗雞臺遺址,由此開啟了他一生的考古之旅。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所念茲在茲的國家大事就是救亡圖存,最大的擔憂就是作亡國奴,所以蘇秉琦每每在心中叨念:“吾愛吾國,甚至把身心奉獻,讓國土和民族不致沉亡,反得永生。”這一時期,蘇秉琦讀到了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產生了強烈的共鳴,對考古學的地位和任務有了更加清晰和堅定的認識。抱著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的信念,蘇秉琦于一九三八年忍痛離開老母和妻兒,從北平轉移到昆明。在昆明黑龍潭七年多的時間里,徐旭生、蘇秉琦師徒共處一室,埋頭學問。徐旭生完成了巨著《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而蘇秉琦則先后寫出了《陜西省寶雞縣斗雞臺發掘所得瓦鬲的研究》和《斗雞臺溝東區墓葬》。徐書是典型的使用新方法整理老材料,而蘇秉琦的著作則是使用新工具整理的新材料,代表了這一時期古史重建兩條最主要的路徑。

   身處劇變的大時代,除了“教育救國,興史救國”,徐旭生、蘇秉琦并沒有更多的選擇。蘇秉琦在晚年還反復強調:“五四運動前后 ……中西文化問題之所以成為一個熱門話題,原因很簡單,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古國落后了,落后的原因是什么?不能不從歷史上來回答這個問題。”新中國成立后,蘇秉琦供職于新成立的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六日,他在天津的《進步日報》(原《大公報》)發表了他在新社會的第一篇文章——《如何使考古工作成為人民的事業》,提出中國要擺脫落后局面,就必須從先民留下的文化遺產中吸取經驗,再作用于現實中的“經濟和社會、政治和意識形態種種方面”,而在此過程中,“考古學者的參加是不可少的”。

   以上表述不是蘇秉琦一時心血來潮或突發奇想,更不會是他出于私心而主動去迎合新社會。而是面對新社會、新時代,蘇秉琦將一腔報國之心與扎實的學術底蘊相融合之后,爆發出的對考古學性質與意義的初次宣言,其中飽含著他對國家與民族的希冀、對學科未來的憧憬。對蘇秉琦這一代知識分子而言,“認識歷史,理解今天,展望未來 ”幾乎是下意識的必然選擇,所以他對于考古工作是否已經從 “為考古而考古 ”轉變為 “為歷史而考古 ”表示出極大的關心。

   那么,如何完成這種轉變呢?蘇秉琦認為關鍵在于加強學習,“尤其是學習先進史學家的榜樣 ”。他相信“郭(沫若)院長的方向和道路正是我們考古工作者應走的方向和道路”,這實際上就是強調考古學研究不僅要占有史料,更要有正確的史觀引導。這一時期,蘇秉琦陸續購買了不少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中有關私有制、生產關系、國家起源、民族問題和婚姻家庭等方面內容的翻譯單行本。一九五三年,《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出版發行的第一天,蘇秉琦在王府井大街的新華書店排隊很久才買到。這些舉措都真實地反映了當日的蘇秉琦無比渴望從馬克思主義中汲取新的研究方法,而注重史料與史觀的結合,強調考古學的史學屬性,正是蘇秉琦學術成就的鮮明特征。

   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蘇秉琦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有三項:西安附近古文化遺址的調查、洛陽中州路發掘報告的結語以及論文《關于仰韶文化的若干問題》。在這些研究中,都能夠看出蘇秉琦在“為考古而考古”到“為歷史而考古”轉變上所做的努力。

   一九五一年春夏,蘇秉琦帶隊在西安附近開展古遺存調查,在開瑞莊(客省莊)發現了仰韶、龍山與周三種文化遺存的“三疊層”。在蘇秉琦的眼中,上述三種文化遺存,不僅時代早晚不同,更可能各有淵源——仰韶不一定直接發展為龍山,龍山也不一定是小屯殷商文化的前身;河南的仰韶與關中的仰韶“不是一回事”,河南的龍山與關中的龍山也“不是一回事”,小屯的殷商遺存與關中的先周遺存“就更不是一回事”。現在我們都知道,蘇秉琦的上述認識其實就是三十年后 “區系類型 ”理論的最早萌芽,但在當時,蘇秉琦關心的是如何從考古材料出發認識當地的古代文化,也就是在此過程中,考古材料升華為史料,考古研究也就自然上升為歷史研究。

   蘇秉琦的上述企圖在《洛陽中州路(西工段)》的結語中得到更加充分的體現。這篇結語的首要貢獻,當然是體現在如何開展陶器的類型學研究上,但同樣不可忽視的是蘇秉琦根據墓葬和陶器資料進行的歷史研究,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在通過類型學研究獲得年代分期結果之后,“《結語》還比較了各期之間變化程度的巨細,發現三、四期之間(即春秋戰國之際)是發生重大變革的階段,這就把年代學的研究,上升到分析社會變化階段性的高度”;二是在鼎的類型學研究基礎上,“揭示出東周時期鼎類禮器使用情況的變化,及其所反映的社會等級狀況的某些變化”;三是在墓葬分型的基礎上,“注意到各型墓葬在不同期別發生的不同現象和某些現象的轉移情況”,從而探索當時的社會等級,由此“達到探索社會關系及其變化的深度”。

   就在蘇秉琦的學術研究漸入佳境的時候,危機和挑戰也隨之而來。一九五六年春,北大考古專業應屆畢業班的學生針對考古學研究中“見物不見人”的現象進行了大批判,矛頭直指專業主任蘇秉琦。蘇秉琦因為歷來主張“考古學本身就是隸屬于歷史學的范疇,就是要弄清歷史,歷史就是講人類的活動”,所以他認為自己的研究和學生們的主張“沒有根本性不相容的矛盾”。“經過反復思考發現,馬克思主義哲學并不能直接回答研究中國考古學的方法論問題,歷史唯物論和歷史科學的各專門學科理論也不屬于同一層次,具體問題還得具體分析。”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蘇秉琦在一九六五年發表了《關于仰韶文化的若干問題》一文,這不僅是蘇秉琦個人的一篇代表作,也是二十世紀中國考古學的一篇劃時代巨作。

   蘇秉琦對于仰韶文化的突破性認識,固然得益于他一九五九年對陜西華縣泉護村出土材料的系統整理,也得益于他對類型學方法爐火純青的運用,但最為關鍵的是他對該項研究意義的清楚定位——通過對仰韶文化的研究,要“使探索中華文化和中華文明起源向前邁進了一步”。

   從六十年代前期把仰韶文化認識提高到分子水平及對類型的重新界定,使我們頓悟:不論是“修國史”還是“寫續篇” “建體系”,都必須走這條路,必須首先從對文化遺存做分子分析和對考古學文化做比較研究入手,確定哪些遺存屬于同一文化社會實體,各個文化群體各自經歷了一種怎樣的發展過程,它的原始公社氏族制度受何種動力的驅使發展到繁榮而又走向衰落,如何從氏族變為國家的,也就是在一個具體的考古學文化系統中文明因素如何出現,國家又是如何一步一步形成的。……由此啟發我們,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中華大地上,不知有多少這樣的文化區系確確實實地存在過。

   上述認識,既是蘇秉琦個人的“頓悟”,也是中國考古學的“頓悟”。從一九三四年在寶雞斗雞臺遺址初涉考古,到一九六五年的這番“頓悟”,蘇秉琦三十年所悟出的正是考古學的著史之道——只有通過對不同區域古文化的分子水平研究,考古學才能寫出 “有血有肉”的歷史,才能真正完成從“為考古而考古”到“為歷史而考古”的升華。

   《關于仰韶文化的若干問題》完成后,蘇秉琦原本計劃接下來對大汶口和龍山文化開展類似的研究,但因“文化大革命”爆發而未能實現。一九七五年,盡管風雨尚未完全過去,但蘇秉琦明顯顯得“躁動”。這年八月,他應邀給吉林大學考古專業的師生以“學科改造與建設”為題做了一次演講,這是他首次在公開場合就學科發展方向等重大問題系統地闡述自己的見解。對于當時的學術界現狀,蘇秉琦認為“表面看來似是材料、工作不夠的問題,實質主要是指導思想的問題以及必然帶來工作上的盲目性”。為此他提出了本學科中長期的、帶有普遍性的五個課題,并強調未來第一項重點工作是對“條條和塊塊”(核心和“五湖四海”)的研究。主持這次講座的張忠培后來動情地回憶:“這是個非常重要的時刻,歷史在這里出現了轉折,蘇秉琦先生的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論,愈益獲得了廣大考古界同仁的支持,在他的這一理論的指引下,中國考古學踏上了新的征途,創造了蘇秉琦時代。”

   這次演講中的“條塊”說無疑就是蘇秉琦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理論的最早表達,中國考古學界迄今仍在這一理論的指導下開展研究。但在這里,我們仍然要問,是什么促使蘇秉琦提出了區系類型理論,或者說,區系類型理論的目標又是什么?

   答案很清楚,蘇秉琦要解決的仍然是學科發展方向問題。在演講提綱中,蘇秉琦開宗明義提出中國考古學未來發展方向應該是“建立馬克思主義的,具有民族風格、民族氣派的中國考古學”。蘇秉琦的用意很清楚,就是要強調“考古工作也要為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的團結服務,要從歷史的角度、實證的角度闡釋中華文化、中華民族、中國的發展脈絡及演進過程”。

   這次講座之后,蘇秉琦的學術生涯進入到“沖刺”階段。他頻繁出差,指導各地的考古工作者運用區系類型理論開展研究。相比那些具體的學術指導來講,蘇秉琦反復強調的學科目標和學科意義更值得我們深思。比如在一九七九年中國考古學會的成立大會上,蘇秉琦著重講了考古學必須正確回答“中國文化起源、中華民族的形成、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諸問題,由此才可能對“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團結”貢獻學科力量。

   一九八〇年在中國考古學會第二次年會上,蘇秉琦針對楚文化探索,也強調:“探索這樣一種文化的發展歷程,自然可以看到中國文化發展的一種道路。重復一句:探索楚文化的目的,主要就是為了要看到中國古代文化發展的一種道路。”同年,在內蒙古自治區考古學會成立大會上,他指出:“在現階段,我感覺最重要、最迫切需要回答的問題,不是我們具體工作中的一般問題”,而是“文物考古工作能不能為‘四化’這個目標服務,做出貢獻”。他的回答是肯定的,因為“考古這門學科的任務,就是要復原歷史的本來面貌,利用考古新材料來復原歷史的本來面貌,如果我們能夠恢復它的本來面貌,就會起到團結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這樣有利于安定團結,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使大家同心同德奔向‘四化’”。

一九八一年六月,蘇秉琦應邀參加北京市歷史學會和中國歷史博物館舉辦的“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六十周年報告會”,他為會議發言做了精心準備,系統闡述了他對中國考古學的學科屬性、貢獻和意義的看法。他明確提出了考古學的“社會性”問題,強調“任何一個時代,人們總是在當時的特定歷史條件下給自己提出新的任務的”。具體來講,蘇秉琦認為中國考古學要著眼于三個大問題,即:中國文化起源問題、中華民族的形成問題以及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問題。對此,蘇秉琦充滿了樂觀,并為中國考古學進入到“新時代” “新時期”而由衷地感到興奮。一九八五年,在福州出席全國配合基本建設考古座談會上,他系統闡述了考古學研究的四個層次,前三個依次是: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考古學文化的社會發展軌跡,中華文化、中華民族、中國國家發展的整個脈絡。而考古學研究的最高層次是中國特色的考古學,也即“把中國史擺到世界史去,(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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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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