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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景平:近代銀行制度的形塑與政商關系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38 次 更新時間:2019-04-16 01:11:03

進入專題: 近代銀行制度     政商關系     洋務派官員  

吳景平  

   內容提要:近代中國銀行制度的形塑,經歷了從19世紀70年代早期構想,到1897年第一家華資銀行即中國通商銀行的制度文本的問世,直至清末初步形成華資銀行業制度文本體系。在此過程中,以李鴻章、盛宣懷為代表的洋務派官員,與實質是紳商的洋務企業家群體之間,有過較長時間的交流與互動;雖然在銀行制度的各主要問題上,不僅官商之間有著不同的取向和分歧,甚至洋務派官員與清廷決策機構之間、不同紳商之間,觀點主張也并非完全一致,但是,各種討論甚至爭議的參與者,對于中國人自辦銀行且股本均為本國資本的必要性、迫切性上,則是基本一致的;各方所持立場也都是積極和建設性的。圍繞近代銀行制度的形塑過程,政商之間的合作、互動乃至博弈關系,其作用和結果基本上是積極、穩定的。

   關 鍵 詞:近代銀行制度  政商關系  洋務派官員  紳商  contemporary banking system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ian and businessman  official on behalf of foreign affairs  businessman

  

   中國金融業有著悠久的歷史,無論票號還是錢莊,都有數百年的歷史,但其中的新式銀行業,是在1840年鴉片戰爭之后才出現的,最初是在若干通商口岸登陸的外商銀行,過了半個世紀之后,到了1897年,才出現了第一家中國人自辦且股本均為本國資本的銀行——中國通商銀行。此后,華資銀行業發展迅速,與外商銀行、本國錢莊形成鼎足之勢,到了20世紀30年代,儼然成為中國金融業前行的引領者。目前金融史的研究成果中,上述幾大金融勢力的發展演變都有較充分的論述,但基本停留在行業史的層面上。在幾種代表性的金融史著作和教材中,都談到了近代中國的貨幣制度,但缺少對于銀行制度產生和發展的系統性敘事和研究①。也有學者主要從理論探索的角度出發,梳理了“近代銀行制度建設思想”提出發展的過程,指出從1846年魏源的《海國圖志》到辛亥革命前,西方銀行制度與銀行理論逐漸被介紹到中國②,這些可以視為華資銀行業產生和初步發展的知識和學理前提。事實上,與錢莊、票號等本土傳統金融機構不同,華資新式銀行業在其萌生階段,便有著合法性的認定問題;銀行通常采行股份制的公司組織,不僅要受到公司法的規范制約,更有銀行業專門的制度性規定。筆者以為,自19世紀70年代到清朝末年,是近代中國銀行制度的形塑時期,而對銀行制度形塑起直接作用的,一是政府當局,集銀行制度文本的頒行者與銀行運行監管者于一身;二是作為投資人和經營者代表的紳商,逐漸形成銀行資本家群體。本文擬圍繞晚清銀行制度的形塑過程,梳理政商之間的合作、互動乃至博弈關系,以冀揭示出近代銀行行業發展與相關制度之間的內在理路,拓展金融史的研究視野。

  

   一、近代銀行制度的早期構想

  

   在金融史的研究中,通常以1897年設立的第一家華資銀行——中國通商銀行的章程,以及此前盛宣懷在奏呈設立銀行時的有關說明,視為近代中國銀行制度建立的開端。但是,至少在中國通商銀行開業的20年前,設立華資銀行已成為洋務企業家和相關地方督撫之間認真討論的話題。如1876年春《申報》報道稱,曾任怡和洋行買辦、時任輪船招商局總辦的唐廷樞,與福建巡撫丁日昌“商酌,擬由中國糾聚股份設一大銀行,并在東洋各埠及英京倫敦亦設分行。”該報道稱:“此信確與否,固尚未悉,惟商客無銀行來往,生意必不能暢行。”后續的報道還提到了擬設銀行的“章程”內容,如采取招集股本的方式、分期逐次繳齊股款、僅限國人認股、銀行開始地點等③。可以認為,洋務企業家倡設銀行的主張,首先代表了商界的利益,但也得到了有關地方督撫的認可和支持。

   此后,洋務派官員積極倡設銀行,但屢屢受挫,“銀行之議,久未圖成”④。1885年9月間,北洋大臣兼直隸總督李鴻章曾向戶部提交一份銀行章程,結果戶部以該章程“只計其利,不計其害,且又假手洋商,使利歸外人,害遺中國,逐款奏駁,事遂中止”⑤。但是,各方創設銀行的努力并沒有停止。1886年1月,《申報》刊登了一份佚名紳商擬呈李鴻章“憲鑒”的《有限國家銀行章程》共10條,分別為:一、銀行益處;二、本銀;三、銀行辦法;四、總局和分局;五、督辦權;六、賬目;七、銀行股票刊印;八、銀行利權;九、報效;十、條規。根據該章程,該“國家銀行”需要得到清廷的批準方得開辦,尤其是招股1000萬關平銀和“只銀行獨占利益、他人不得分潤”等利權,均要求獲得“諭旨恩準”;該銀行“總局設于北京,作為根本”,上海分設總局,各地設分局;人事方面,由清廷“簡派京外大員”任督辦,另由股東“公保”并經督辦查核產生的總辦,負責日常管理,包括“隨時查閱賬目、盤兌存銀”;主要業務方面,要求準予經辦國家借款、各省官款收發,以及“發買軍火機器等件銀兩、并出洋官員廉俸,皆歸銀行辦理匯兌”、“有海關各省稅銀皆交銀行收存……遇有發洋即由銀行匯兌”;承諾所有收存之官款“三月以內認息三厘,三月以外認息五厘”;另外,強調該銀行的運營辦法“皆照外洋歷經試驗參酌盡善之最妙新章”,銀行一切賬目每6個月刊發一次,“俾股友及大眾知曉”;銀行股票“股友可隨時買賣,不須向銀行更名掛號,銀行只以股票為憑,以免糾葛。”緊接著上述章程稿的,是該佚名紳商致“宮太傅中堂閣下”即李鴻章函,強調“中國仿設西法銀行”的必要性,要求當局“準令招商,聚集巨股,妥善施行;中國國家派員察查,可以坐收利權;縱有折閱,亦無關礙。”⑥可見,該紳商向李鴻章提議設立的銀行雖然冠名“國家銀行”,其“國家”屬性的體現,主要在于獲得清廷批準而設立,派大員督辦,以及辦理諸多政府業務,但并無官股所代表的政府投資,采行的是較典型的官督商辦體制,即監督權歸政府,經營權和利益歸投資商,如果說政府有所得益的話,實際上也只是作為特殊的客戶而言;強調政府“可以坐收利權”而無關“折閱”,正是從商人的本位出發而最易打動政府的利益關系說辭。應當說,這是以商人利益取向為主的銀行制度文本。

   雖然這份章程關于設立“國家銀行”的提議沒有見到下文,但李鴻章于一年之后直接飭令津海關監督周馥、東海關監督兼辦輪船電報事務盛宣懷、會辦輪船招商局務馬建忠,與駐美公使張蔭桓推薦的美國傳聲公司商人米建威,面商合議《華美銀行章程》12款及專條1款⑦。李鴻章對于這份由美國商人與他所指定的若干官員擬定的章程頗為滿意,“察核所擬尚屬妥當,俱可照準”,即令雙方簽押,一份存北洋官署,一份由米建威帶回美國,落實美商投資⑧。這份章程在制度性安排上值得注意的是:明確開設銀行的合法性,來自于“北洋商憲李傅相”即李鴻章的“允準保護維持”,而非“諭旨恩準”;銀行設于北洋通商大臣官署所在的天津以及上海,而非北京;這是一家中美合資開設在中國的官督商辦銀行,由中、美紳商分別集股500萬元,董事由眾商公舉,總辦、副總辦、管事人員等,均由商董議舉,并“稟報北洋大臣批準”;各種洋務工程借款,也是“應先稟請商憲”同意之后再由銀行派人考究利弊,訂立合同亦須“請商憲批準立案”;銀行設廠鑄錢“其式樣、輕重應由北洋商憲批定遵行”。而為了“上答商憲保護維持之意”,銀行方面將向“商憲”提供一年期的無息借款50萬元,此外的借款以150萬元為限并計息。至于該行與清廷的關系,則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國家借款將按照“商家借貸”計收“最輕利息”;其二,對于“國家特準”生意,銀行奉準辦理得利,“除附股息外,其余一半歸還中國國家,一半歸于本行”。至于一般的商人借貸,須以“產業貨物作抵,利息從輕”。這同樣是官督商辦、政商合作的制度安排,只是把“官督”確定為銀行置于北洋通商大臣的“保護維持”之下以及主要人事安排和重大業務須得到“批準”,而股商的權益和對官衙的義務,都有明確的規定。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得到李鴻章親自“察核所擬尚屬妥當”的章程12款暨專條1款之外,同時還有一份《華、美紳商集股設立中國官銀行草議》22條⑨,對于銀行的官、商兩方面屬性和兩者之間的關系,有更清楚的表述。

   就“官”的屬性而言,該《中國官銀行草議》第一條便強調,該銀行“稟蒙北洋商憲李傅相允準督理,故名中國官銀行”,“應就近在天津設立總行”;在總共22條款中,明確提到須經過“商憲”即李鴻章“督理”、“定奪”、“節制”、“奏準”、“批定”、“批準”、“察核”等處的,就有13條之多,涉及該銀行開設的合法性以及多個方面。提供給李鴻章使用的免息款項的數額亦高達200萬兩。

   “商”的屬性來看,則幾乎體現在每一條款中,同樣在第一條就寫明“本行系有限公司,由華美各紳商集股在中國開設”;其他如規定股本總額為“先集資本銀五千萬兩,由中美各紳商均聽入股……如生意興旺,原集股本五千萬兩不敷應用,再集股本銀五千萬兩,仍只準華、美各紳商添入”;自延董事數人,須殷實公正熟諳商情者;延致董事以下各人,均須取切實保人結狀,秉公錄用;“中國國家”即清政府向銀行借款,須經華、洋員董議定;官辦各大工程借款,無論數額、利息、歸還日期及如何察理維持等,皆載入合同,經“商憲”批準入案,且須以其生意和產業作抵押;華洋各商借款,可以貨物、產業或股票抵押,等等。

   《中國官銀行草議》體現的依然是一家中美合資的官督商辦銀行的制度性規定,表面看似乎“官督”涵蓋了銀行的各主要方面,但基本上只是原則性和外在的規定。而“商辦”的特點更明顯,且落實在股本、人事、經營、業務等方面的制度文本中。說到底,李鴻章作為當時力推洋務實業的關鍵人物,是接受盛宣懷提出的“銀行只可商辦”的主張的,盛宣懷具體參與了上述銀行制度性文本的起草,力陳銀行“盈虧聽商自主,官不宜過問,(李)傅相尚以為然。”⑩李鴻章最后決定采用更為簡約和低調的《華美銀行章程》,不無避免來自清廷中反對商辦銀行的保守派阻擾之用意。但是,不到三個月,“清廷以有人奏直隸總督李鴻章與美商米建威訂約股開華美銀行”,認定“此事流弊甚多,斷不可行,著即行罷議,迅速覆奏。”(11)此后,李鴻章也沒有繼續向清廷奏請設立銀行,他多年所關切的中國人自設銀行的幾個制度性文本,只停留在了構想層面。

   作為洋務運動最主要的推行者,李鴻章對辦銀行必須采取官督商辦體制的主張則是非常明確的,在他主辦的一系列洋務企業中,如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上海機器織布局、電報招商局等一樣,均采取了同樣的制度。更值得指出的,是李鴻章與洋務企業家群體之間的密切關系,如他在上述洋務企業中對怡和洋行買辦唐廷樞、寶順洋行買辦和保險公司創辦人徐潤、太古洋行買辦鄭觀應等人,既加以信任重用,又有著督飭和控制,兩者之間在思想取向上則互相影響。這些人都是辦銀行須實行官督商辦制度的倡行者,在李鴻章為代表的近代中國銀行制度的早期構想中,所體現出來的,正是當時洋務企業中的政商關系。

  

   二、第一家華資銀行的制度文本

  

甲午戰爭中國戰敗后,清廷發布令各省籌擬變法自強上諭,于是出現了多個官辦銀行的方案,如順天府尹胡毓棻提出從中央到地方設立“官銀行”的主張:“于京城設立官家銀行歸戶部督理,省會分行歸藩司經理,通商碼頭歸關道總核”;銀行業務主要為印行鈔票、辦理軍餉官俸之出入授受及查核、放款、押款,并指出了用人必須按照西法,用商務之章程,杜官場之習氣,慎選精明廉潔之人,綜計出入(12)。御史張仲炘提出的“官銀行”方案,主張先撥官股,再由銀行廣招商股,實質是官商合辦;在制度構建方面強調仿行商辦和參考西方銀行(13)。稍后,(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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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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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河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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