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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紅升:程門立雪二三事——記老師張培剛先生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277 次 更新時間:2019-04-16 13:50:50

進入專題: 張培剛  

李紅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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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圣先師孔子有言:“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智者動,仁者靜。智者樂,仁者壽。”智仁樂壽四者兼備,一直被儒家士大夫視為人生的最高境界,能達到這一境界的人非圣即賢。張培剛先生就是智仁樂壽四者兼備的一個人。先生早年即有神童之名,以優異成績畢業于國立武漢大學,繼而又在競爭激烈的清華庚款公費留美資格考試中脫穎而出,進入哈佛大學讀書。先生的博士論文《農業與工業化》摘取年度最佳經濟學博士論文和“大衛·威爾士獎金”,并被視為發展經濟學的開山之作,先生也因此成為發展經濟學領域蜚聲國際的諸多先驅之一。進入古稀之年后,先生又老樹新花,全力構建新型發展經濟學體系。先生畢生的學問堪稱“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可謂智者;先生終其一生關注農村與國家的發展和命運,為師從教六十余年,弟子橫跨數代人,桃李滿天下。先生敦厚坦蕩、淡泊名利、不傍權貴、為人表率,可謂仁者;先生歷經二十世紀國家和民族一系列地翻天覆的大動蕩,也曾多次面對坎坷的個人遭際,但卻從未改變達觀開朗、詼諧幽默、妙趣橫生的天性,即使在晚年也童心未泯,每每在工作之余陶醉于武俠小說和劇目中的江湖故事,可謂樂者;先生在古稀之年時雖曾經歷一場大病,但脫離險境之后即直奔期頤之壽,至先生遽歸道山時,已九十有八,可謂壽者。

  

   先生去世后,追述先生生平事跡和學術貢獻的書籍文章已經為數不少,我雖然忝列門墻,受教于先生,但和那些功成名就的師兄弟相比,無名無望,也無一官半銜,自知既無力榮耀門楣,亦無力傳薪和光大先生的學術思想,故而多年未有紀念文字。最近忽而想起受教先生過程中感觸頗深的二三小事,特加筆錄,以慰思念先生之情,兼懷過往歲月。

  

  

   在華工讀本科期間,我就逐漸失去了對工科的興趣,畢業前一年準備棄工從文,考取文科研究生也就順理成章。當時的華工是一個純工科大學,僅有新成立的經濟系和社科系招收文科的研究生。在做出選擇時,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經濟系。由于改革開放和以經濟工作為中心,經濟學逐漸成為顯學和熱門學科,這是我做出選擇的一個原因。另一個原因就是張培剛先生,因為他就在經濟系。作為哈佛博士、著名經濟學家和建校元老,先生自然是學校大力宣傳的對象,其事跡也就在全校師生中人盡皆知,慕名報考先生的研究生也就在情理之中。

  

   一旦選擇考研,悠閑的大學生活也就宣告結束,我再次回到高考階段廢寢忘食的緊張節奏中。先生所帶的碩士點是西方經濟學專業,所考科目除了政治、英語和數學三門公共課之外,還有《資本論》和西方經濟學說史兩門專業課。五科中,政治有高考的歷練,只要遵從死記硬背加時事政治的套路,成績就不會太差。數學考的是一元微積分、初級的線性代數和概率論,這些內容對于文科生或許如蜀道之難,但對于理工科學生而言則易如反掌。另外三科中,英語是老大難,一直存在稱恐懼情緒,我戲稱為“恐英癥”。兩門專業課都沒學過,沒有一點根底,完全要靠自學和突擊來應付。“資本論”要求考原著的內容,于是我從圖書館借來三大卷的翻譯版原著,開始了數個月夜以繼日的苦讀時光。馬克思的《資本論》博大精深,對資本主義批判之深刻、之犀利,古往今來難有比肩者。但其德國式的抽象、思辨和有些概念游戲的文風極其晦澀難懂,其中的大多數內容對我來講如讀天書,不甚了了。如果不是為了應考,很難設想能堅持讀完這一煌煌大作。由于是經濟學專業的“外來戶”,在與科班出身者競爭時,我只能抱著撞大運的心理。但考試結果不僅過了初選線,還居然名列前茅。五科中,數學差兩分滿分,在上千名考生中可能是最高的。但我有自知之明。文科數學的命題難度與理工科相比如同小兒科,按我同學的說法,考不了滿分就是失敗。英語成績33分,可能是考生中最低的。盡管成績如同過山車,我還是獲得了面試機會。

  

   面試是我第一次見到先生。先天的害羞性格、專業底氣的嚴重不足,加之先生領銜的考官陣容,讓我感到極度緊張,用一塌糊涂形容面試環節的表現一點也不為過。除了結結巴巴,除了先生那寬容和鼓勵兼而有之的微笑神態之外,問了什么,答了什么,我一概都不記得了。問答環節之后,系里負責研究生招生事務的一位副主任說道,我的總成績雖然過了錄取線,但英語成績距離學校規定的單科成績不得低于50分的要求差的太遠,恐怕很難通過研究生院的審查。這時,先生開始講話,講話內容我至今記憶猶新。他說,西方經濟學從亞當·斯密再到凱恩斯革命,再到當時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其發展的最大特點就是數學化和計量化,以至于現在的經濟學專著和論文與數學和統計學沒什么兩樣。而且,這種狀況有愈演愈烈之勢,自己雖然也不完全贊成,但這是一種潮流,不適應就很難跟得上最新的發展。先生詼諧地自謙道,當代西方的許多著作和文章自己也看不大懂,在座的諸位可能也都看不大懂,因為大家都沒有接受過相關數學的嚴格訓練。況且,數學知識不是想補就能補回來,只能寄希望于年輕人了。接著,先生談到國內西方經濟學的教育問題。由于長期的閉關鎖國以及剛剛開始對外開放,國內對西方經濟學的認識還很隔膜。要快速提升認識,一是要讀英文原著和文章,僅靠翻譯過來的有限的文獻以及二手的介紹資料是遠遠不夠的;二是要能“走出去”,也要能“請進來”,與西方的經濟學家廣泛交流。這兩方面都與英語有關,英語不好就只能去改行了。以先生接受的西方經濟學教育,以及改革開放后的多次出訪和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的經力,先生對西方經濟學演化趨勢和國內教學狀況的評論可謂一語中的,因而這段話不僅是說給考生,也是說給在座的其他人聽的。當然,以我的功底和悟性,尚不足以完全理解先生的意思。再接著,先生打趣地說,我的成績給考官們出了個小難題:從數學看,很適合;但從英語來看,則很不適合。最后,先生問了我一個問題,你有沒有信心學好英語?我不加思考的脫口而出:有信心,就像我有信心應對《資本論》和西方經濟學說史一樣。先生微微地點點頭,沒有再說話。隨后,會議主持者告訴我等候研究生院的通知。當然了,如果沒有被錄取,也就沒有什么通知,如同孫山不會上榜一樣。

  

   經歷一個多月的坎坷等待,我接到了錄取通知。讀研期間,負責研究生招生的那位副主任曾告訴我,由于面試表現很糟糕,加之英語嚴重不達標,考官們并不同意錄取我。但先生出于愛才之心,執意錄取我。之后,當先生獲知研究生院以英語成績未達標而拒絕發放通知書時,立即與之通話,后者很快就答應放行了。我在想,如果放在愈來愈官本位化的現在,握有生殺予奪大權的研究生院是否還會買一個老先生的賬就難說了。時至今日,我依然從內心感謝先生給予我讀研的機會,但我也從內心里感到愧對先生。這一愧疚是雙重的:一來我未能兌現學好英語的諾言;二來有負老師的期望和愛才之心。在此需要補充的是,時至今日,我的“恐英癥”一如既往,曾經的強項“數學”,也一點點交還給老師,不要說閱讀天書式的經濟學專著和文章,就是孩子初一的數學作業,我也無力輔導了。

  


   1984年9月我開始讀研究生時,先生已過古稀之年。由于大病初愈和年事已高,加之一直以“老牛奮蹄”的精神致力于新型發展經濟學體系的研究,先生已不再像過去那樣親自登臺給學生授課。給研究生上課和輔導的任務主要交給學位點的其他幾位老師,包括系主任李誠能先生,從社科院經濟所挖來的孫鴻敞先生,還有一口純正湖南鄉音的胡俊杰先生。三位先生不僅是經濟系資深教授,也是先生在武漢大學時的高足。由于這層關系,我雖然忝列先生名下,但實際上也可以算是先生的再傳弟子。

  

   經濟系新成立,有些舉步維艱。不僅老師人手嚴重短缺,而且由于老師們大多接受的是教條化、口號化和八股化的政治經濟學訓練,故而能開的課程有限,至于與西方經濟學有關的課程更是鳳毛麟角。如同剛剛開啟的經濟轉軌一樣,當時的經濟學教育也正在開啟從前蘇聯式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向西方經濟學體系的轉軌過程。當然,像武漢大學這樣師資陣容鼎盛,早期留洋歸國者眾多的綜合性大學,其轉軌要容易些,而像華工這樣的后進者則要艱難得多。就當時情形而論,可能除了先生與英語很好的孫先生外,沒有其他人能夠開講作為西方經濟學基礎課的經濟學原理課程,更遑論高級宏觀和高級微觀課程了。因此之故,直至研究生畢業,我都沒有包括宏觀和微觀在內的經濟學基礎知識的系統訓練,這種先天不足使我至今對經濟學一些基本術語和概念仍然模糊不清。經濟系每年的研究生招生數也就二三位,老師緊缺加上學生太少,使得除了每個學生必上的公共課外,專業課都變成了小班課,而一周多個學時的小班課則變成了一個小時的討論課。說白了,與整日忙于上課和實驗的工科生相比,除了閱讀老師們指定的書籍外,我有太多的自由支配時間,顯得無所事事。

  

   當然,先生并不像如今在高校頗為流行的掛名導師,而是通過討論會的方式指導學生。討論會實際上也是師生間的非正式聚會,大概每兩周至三周一次,每次兩個小時左右,參加者包括他的副手、名下的研究生,以及既是夫人、又是學術助手的譚慧師母。聚會沒有確定的主題,從學生的學習到畢業論文的選題思路和進展情況,再到讀書心得的交流,以及當時國內流行和熱門的經濟議題。聚會氣氛輕松,大家圍坐在先生那個不大的客廳里,就某一個話題展開討論,沒有居高臨下和森嚴的等級,也不受教條框框和繁文縟節的束縛。聚會中,先生永遠是中心。不論是對學生的答疑解惑,還是對畢業論文選題、思路和進展的畫龍點睛式評論,亦或是對當時經濟學動向和政策的即興式點評,無一不顯示作為一代大師深不可測的學術功力。身處這樣一個環境,猶如回到自宋朝以來開始的書院講學傳統中。書院講學強調師生之間的互相砥礪、詰問辯難、教學相長,以達到尊師明道,傳承和光大學術思想的目的,絕非現在課堂中單向灌輸和照本宣科所能比擬。對于我而言,得到的不止是書本和課堂上難以學到的知識,更重要的是大師思考和看待問題的方式、門徑和“修行”方法。在這一場合,由于不善言辭、專業底子差和讀書少,我大都是一個專注的聽者,傾聽先生和其他幾位老師,以及社會閱歷豐富的師兄們的侃侃而談。先生不止是知識的博約兼具和思維的睿智機敏,而且略微帶些武漢口音的談吐更是詼諧風趣,妙言迭出,引來陣陣笑聲。記得有一次話題轉到瓊·羅賓遜夫人與張伯倫兩人在廠商理論上的首發權和貢獻大小的公案。先生說道,自己雖然是張伯倫在哈佛的入室弟子,但從客觀的學術評價立場而言,兩人理論的出發點、分析重點和方法雖各有側重,但大同小異,屬于科學史上常見的平行的“獨立發現”,應該共享廠商理論奠基人的榮譽,不應有所偏廢。由于羅賓遜夫人后期轉向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自己的老師終其一生都在廠商理論領域耕耘,故而老師也更看重自己的貢獻。如果當年老師聽到自己學生的這一評價,可能會感到被冒犯而暴跳如雷。所以,他要請求老師的原諒。

  

聚會上留下了許多終身難忘之事。一次有位師兄上先生的書房瀏覽,看到書架上許多原版外文書,并表達了羨慕之情。但先生聽后不僅沒有喜色,反而有悲戚之色,聚會的氣氛也驟然變得壓抑起來。原來,這觸到了先生對文革期間的痛苦記憶。(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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