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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勵生:發出中國聲音:以直接歸納的理論方式

——讀孫紹振、孫彥君著《文學文本解讀學》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631 次 更新時間:2019-04-16 19:13:51

進入專題: 文學   文本解讀   孫紹振   孫彥君  

吳勵生 (進入專欄)  

  

   首先簡單說明,《文學文本解讀學》雖為孫紹振、孫彥君父女合著,但為論述方便,下文均以孫氏名之,除了有“同出一門”的意思之外,其還有傳承乃至承先啟后的用意。其實孫氏早前曾向筆者提及建構文學文本解讀學的事情,即遭我本能反對,原因是:假如我們不能在基礎學科上做出基本的有效貢獻的話,又在二級學科、三級學科乃至邊緣科學之類用力,似乎有點弄錯了方向;何況孫氏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即以《文學創作論》《美的結構》《論變異》等代表性著述對基礎學科做出了相當重要貢獻,而今等于另起爐灶、重新操刀,似乎有點得不償失。但等細讀《文學文本解讀學》過后,清楚了解其大有一番“開宗立派”的雄心和氣魄,重新打點精神嚴肅面對并認真加以重思便成為題中之義了。

  

   其實,無論是早年的《文學創作論》還是晚近的《文學文本解讀學》,其間的理論關鍵詞均是“檢驗”:既檢驗別人的也檢驗自己的理論。所不同者,前者基本以“沖決羅網”為己任,后者則以廣泛的“對話”來讓自己的理論歸納獲得徹底的“確認”和“確證”。所共同者,則是出于真切的個體認知和問題意識,無論是當年拒斥蘇式機械唯物論的“工具論”以及“美是生活”的前提預設,還是當下拒斥甚囂塵上的后現代文論的所有前提的都不預設,均是如此。相對而言,后者難度更大,假如說前者的目標明確單刀直入就行了,后者則在本土“不思的一大堆”的文論界之中找不到敵手,同時又在世界范圍內敵手遍布,而不得不左右開弓,書中隨處可見“理論清場”以及“清算”的字眼,即可見一斑。更為關鍵的是,前后二者所面對著的語境完全不同,前者需要較大的理論勇氣,后者則需要全面開放的理論大師氣度,否則:就不是“是否有話可對”的問題,而是根本“對不下去”的問題。然后就像慣常所見關起門來自封“大師”之類,除了個體“精神勝利”之外似乎并無多少實際意義。

  

   與此同時,更加需要的是理論底氣。需要指出的是,這種理論底氣恰恰是孫氏早年《文學創作論》伊始即以蓬勃的精神突圍大力積攢下來的。這就是從文本細讀到理論范式的強大生命力和理論號召力,而文學文本的深入解讀與理論歸納的系統豐富,自始至終也即成了孫氏檢驗所有理論的最犀利并無往不勝的戰斗武器。雖然也可勉強區分孫氏文論的早期思想與后期思想,比如新舊世紀之交即成了孫氏文論轉向的分水嶺。早期的理論范式是“真、善、美三重錯位”,后期的理論歸納則是“意象、意脈和形式規范三個層次的立體結構”,其中對文本的有效解讀都是關鍵,而把早年以及晚近的諸多經典性文本解讀作為理論歸納的出發點,重新溝通文學創作學與文本解讀學,作為全新的解讀理論面目出現,則是孫氏晚年最為重要的理論努力。必須特別指出,無論是早期還是晚近,孫氏理論總是以天才的直覺,在具體文學文本的閱讀感覺中深切感受到僵化的(無論來自蘇俄還是來自后現代)理論的霸道與荒唐,從而發起精神的突圍并建構自家的理論的。借用德勒茲解讀伯格森哲學的話說:“直覺是伯格森主義的方法。直覺既非感覺,也非靈感,更不是一種模糊的感應,而是一種精心設計的方法,甚至是精心設計的哲學方法之一。”[①]而德勒茲所歸納的伯格森作為方法的直覺中的規則不管是“三條”還是“五條”,但只有第一條是完全符合孫氏直覺的理論狀況的,這就是:“檢驗問題的真和假,揭露假的問題,在問題的層次上協調真實與創造。”[②]而涉及孫氏建構理論的具體方法,與其說是采用馬克思《資本論》研究經濟的細胞的方法,毋寧是自覺貫徹波普爾所一直主張并推行的科學哲學的證偽性原則。也許由于一直采取的是“六經注我”學術方式的緣故,無論哪種方法或者原則孫氏其實均并未貫徹到底,有趣的倒是他自己的以直覺為方法的做法,卻又始終如一,并確實取得了諸多原創性的文學知識拓展。

  

   這有利有弊,盡管利大于弊。有利是能夠始終有效地堅持自己的文學原則,有弊是有時不敢堅持自己的哲學原則,比如在哲學的第一性問題上,在文學的形而上學性問題上,有時就顯得有點猶疑不決。這正好跟李澤厚的哲學原則的堅持形成某種程度的反差,比如李氏反復強調的其早期從馬克思回到康德、后期從海德格爾回到黑格爾的雙向回環,從而創造他所謂的“歷史本體論”和“情本體”理論等——前者是通過馬克思試圖對康德的“心理形式”進行改造(所謂“經驗變先驗、歷史建理性、心理成本體”),[③]后者則是通過黑格爾試圖超越海德格爾,以及重新確立中國的現代情理結構以及理性——其間物質為第一性、邏輯為第二性的用意極為明顯。孫氏則徘徊于康德與馬克思之間,并且一開始采取“六經注我”的態度與方式即比李澤厚徹底,甚至還干脆另辟蹊徑,從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道學原則推出了“一分為三”的認識論,并在他后來的理論進路里面,演變成為“兩虛一實”的真、善、美三重錯位的美學原則,在這個原則里只有美是實的,真與善則皆為虛。[④]主客觀二元既不完全對立也并不完全統一,非要說統一就只能統一到藝術形式中去,而在其間真正起關鍵作用的是變異的情感邏輯。這樣一來,孫氏的情感變異邏輯就正好與李澤厚的“情本體”理論構成了某種程度的奇妙對應。其中最有意味的是,李澤厚是從哲學家角度討論情感,孫氏則是從文學家角度探究情感。盡管李澤厚一度以美學家著稱并曾取得廣泛影響,但這里并不想就美的本質問題多費筆墨。[⑤]這里想說的只是,當年有著相似的哲學追求(比如主體哲學、審美價值論等)并在各自領域(哲學分支與文學獨立性研究)都有突出貢獻的情形下,而今都到了耄耋之年居然也都有全新的思考和知識推進,盡管后來各自運用的方法完全不同(李氏主要還是演繹法,孫氏則是歸納法),理論景觀自然也大相徑庭。也就是說,二者只是在相關問題的交叉意義上可能存在有某種程度互參價值,因此下文有所涉及也僅在互參意義上,而并無打算對二者進行具體比較。

  

   一方法論辨析:直覺的方法與真理,歸納的方法與理論

  

   也許,孫氏在哲學態度上仍然帶有某種程度的唯理主義痕跡,在文學立場上貫徹的卻是純粹的經驗主義,或者換句話說:盡管在方法論上大相徑庭,但在認識論上的一點唯理主義與(文學)本體論上的諸多優先性,孫氏跟李澤厚在哲學觀念上存在有某些交叉(這跟他們那一代人所接受的德國古典哲學的熏陶有關)。比如:在孫氏的晚近理論建構中,曾經在早期文藝思想中非常活躍甚至犀利的辯證法思維,基本被棄之不用,僅僅保留了“歷史與邏輯的統一”的認識論,僅此也還放棄了辯證的統一說法,這跟李澤厚仍然堅持人類歷史的總體性,有著相似之處但也有距離。這距離就是孫氏摒棄了總體性概念潛藏著的重大危險,卻又堅持歷史主義立場。在強大的歷史實踐和社會實踐面前,歷史主義當然仍有某種說服力,在孫氏那里就是文學形式的歷史實踐,是千百年來的不斷累積下來的形式規范,而形式規范或者不斷讓內容就范并形成創新的巨大動力之間所存有的理論張力,便是重要的歷史主義說明。相似在于,盡管并非徹底的歷史唯物主義(也即并非僅僅是內容決定形式、形式對內容有反作用的辯證,而是指在廣闊的社會生活領域中的矛盾、沖突的辯證并預示歷史發展的方向等等),但對黑格爾的歷史哲學和馬克思等的“歷史階段論”以及“歷史終結”的世界普遍史意識,李氏的“歷史總體性”概念不必說,孫氏的“歷史與邏輯的統一”說一樣缺乏相應警醒。加上孫氏對波普爾理論僅是有選擇地吸取,即對“歷史主義的貧困”[⑥]也并沒有相應警覺。當然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因為孫氏是面對整個后現代主義理論所展開的“系統對話”,需要確證的只是,孫氏所進行的跟包括(福柯)“新歷史主義”在內的后現代理論的“對話”與批判是否有效。

  

   必須即刻指出,孫氏的批判確實有效,而且對話效果理想。尤其不可思議的是,仍然是他拿手的曾經無往不勝的以文本檢驗理論的辦法。更為不可思議的是,在辯證邏輯思維淡出之后,轉而在形式邏輯思維上大開大合,居然也取得了甚為可觀的理論張力。同時必須指出,孫氏當年“沖決羅網”的主要對手是機械唯物論的工具論,其更多時候運用的就是辯證邏輯思維,才逐漸在曾經機關重重的權力話語邏輯中得以解套。雖然康德的主體性哲學觀念確實在那個時代產生了重要影響,但在孫氏那里獲得的最重要意義則是個體合法性的解放。其間最重要的代表性文章就是孫氏至今引以為傲的所謂已成歷史文獻的《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其實此篇文章最關鍵的詞句和精神就是,作家個體并非而且不能充當時代精神的號筒。也便是由于此,筆者曾經指出,無論是有關結構、解構還是形式的后現代文學理論中之關鍵,孫氏哪怕是在解構的精神上都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就是與后現代哲學解構總體性解放異質性有著相當程度的精神交叉,從而在個體合法性訴求上似乎有著共同的旨歸。所不同者孫氏采用的是辯證邏輯的方法,后現代主義者所采取的則是“亦此亦彼”的邏輯方法(典型者如德里達在《書寫與差異》中所做的那樣),而在主體意識上卻又南轅北轍,在后者那里,除了“總體性”之外首當其沖的解構對象便是“主體性”:無論是理念、上帝還是那個自信的“我思”,因此“本質主義”批判自然也即成了他們的重要主題。這個問題的關鍵,在于西方的主體性過渡膨脹所必然帶來的后果,在中國始終則是主體性的不斷萎縮。李澤厚對康德主體性哲學的批判和倡揚,之所以產生那樣重大的影響,原因即在于準確地抓住了中國問題的癥結,盡管事后說明其只有哲學范導意義上的作用,卻并無多少現實建構的可能。由于孫氏在這個問題上立場并不堅決,并且對困惑中國已久的關于美的本質“二元對立”問題進行“一分為三”的“兩虛一實”的改造,把“美”和“文學”的獨立性解救出來,這個問題同時也就不斷地被虛化了去。因此筆者和葉勤合作研究孫紹振的專著即題為《解構孫紹振》,其實就是一方面針對孫氏對機械唯物論的有效解構,另一方面也是針對孫氏對主體性問題模糊的再解構,同時又企圖避免趕那種“后現代時髦”。[⑦]遺憾在于,前者所做的工作較充分,后者所做則相對模糊。這倒有點像眼下孫氏父女所做的那樣,用不預設理論前提對西方后現代文論的理論沒有前提進行批判的道理相近。

  

這樣,無論是孫氏的方法還是筆者的方法,就有必要再做些認真的梳理。其實,孫氏也是幾乎第一次在《文學文本解讀學》中全面地總結了自己所做理論概括所采用的方法以及方法論的。尤其是當下后現代哲學思潮把中國大陸文學界沖擊得有點找不著北的情形下,其一反伽達默爾的“真理與方法”哲學解釋學以降所謂反方法的真理觀,[⑧]堅持以直覺為方法,敏銳發現問題并檢驗問題的真假,尤其是把致力于一生的文學奧秘的探索作為他追求(文學)真理的方法,推動文學知識本身的演進。不管怎樣,當年“沖決羅網”的時候,對那些荒唐的理論大前提只要有能力并且有勇氣提供出強而有力的批判與解構就可以了,而今面對的卻是解構一切的失去所有理論大前提的情形下,稍不小心就會一拳打到了棉花堆里,哪怕你力大無窮或者武藝超群,有勁也是使不出。如前所述,孫氏有點以不變應萬變,仍然以文本解讀為有效利器,居然仍具備有戰無不勝的凱旋意味,但孫氏同時也有意無意忽略了自身的理論大前提,就不能不說多少有點遺憾了,因為這有時確實影響到了他的一些價值(不僅是審美價值)判斷。雖然談不上所謂“殺敵一千,自損八百”,但用相對模糊的理論大前提去對抗或顛覆后現代哲學取消所有理論大前提的做法,多少還是把“雙刃劍”。究其實,孫氏理論大前提始終隱而不顯,并非不存在,比如:“錢谷融曾經引高爾基的話說文學是人學,雖然高氏的話是如何說的還有爭論,但是高爾基的話還是不太完全,并沒有觸及文學的特殊性,因為歷史學也是人學。應該補充一句,文學是人的感情學,再補充一句,小說是人的感情的動態學。嚴格地說,文學是人以感情為核心的包括感覺和智性的動態變幻藝術。”[⑨]因為只有這個前提完全確立了,推理就會變得順理成章:“所以說,(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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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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