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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建東:傳統延續與現代轉型:當代中國邊境集市結構功能變遷研究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33 次 更新時間:2019-04-17 00:20:58

進入專題: 中國邊境集市    

尹建東  

   內容提要:云南邊境地區復雜多元的生態環境和特殊的地理位置,使當地鄉村集市具有濃厚的民族性、地域性以及跨境交流的開放性特點。到目前為止,云南邊境集市雖然部分延續著傳統“基層市場”體系的結構特征與經濟交換、社會交往的功能,但在邊疆地區市場經濟發展、城市化高速推進和小城鎮建設推廣等一系列城鄉社會經濟變革的深刻影響下,云南邊境集市的結構功能正在發生著明顯的現代轉型。一方面集市的時空結構在現代性變遷過程中得到重塑;另一方面集市的傳統經濟功能在漸趨減弱的同時,又呈現出社會文化功能不斷增強的趨勢,從中反映出云南邊境集市及集市背后的鄉村社會與民族文化傳統,正在發生的結構性變遷和其所產生多樣性后果。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對于云南邊境集市相關問題的研究,也為我們探究、審視當代中國邊境集市結構功能的變遷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

   關 鍵 詞:邊境集市/結構功能/傳統延續/現代轉型

   標題注釋:云南省民族宗教事務委員會科研平臺項目“云南邊疆穩定與民族團結問題研究”。

   作者簡介:尹建東,男,內蒙古四子王旗人,云南民族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中國西南邊疆民族史與歷史人類學等;呂付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

  

   一、導言:研究的基礎與問題的提出

  

   在學術研究中,集市通常被稱作“定期市場”或“集貿市場”,一般是指在相對固定的地點、按一定的時間和周期、由買者和賣著聚集在一起,進行商品交換、交易活動的場所。在我國廣大農村地區,由于集市一直具有經濟上互通有無、社會上相互交往等重要功能,因而集市及其相關問題也就成了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長期以來的關注焦點之一。

   20世紀30年代,日本學者加藤繁最早系統地利用中國方志材料,對中國華北農村的定期集市及其結構功能進行了分析描述。①稍后,楊慶堃通過對山東鄒平縣城關集、明家集與劉聚橋集的集中田野調查及其他7個集市的廣泛走訪,一方面廓清了鄒平傳統集市的“內部功能結構和運用”;另一方面指出,在中國社會即將步歐洲后塵進入工業革命與城市化階段前期,集市最集中體現了變遷之中的中國農村經濟結構與組織的形態。②在《江村經濟》中,費孝通則從集鎮在農村社區中發揮的經濟貿易作用入手,剖析了當地農村集市的結構功能。他認為,村落社區中的初級市場以及村里的“社會義務、互相接待、留宿和互贈禮物是不夠的,它不足以使農村里面的每一個農戶獲得他自己不生產的日常必需品”,只有更高一級的中級市場——即集市才能有效地滿足農民的這些日常生活消費需求,而且由于集市總是位于集鎮,所以“鎮是農民與外界進行交換的中心”。③楊懋春在研究山東臺頭村社區時,則在集市的經濟貿易功能之外,特別注意到了集市的社會政治功能。楊氏研究表明,集市不僅為來自不同村莊的村民提供了一個便于交往的公共場所外,而且還是分散的各個村莊進行聯合行動的重要場所。④

   20世紀上半葉,國內學界除了對內地集市問題予以了較多關注之外,對西南地區特別是云南邊疆地區的社會經濟與集市貿易,也做了相應的探索和研究。其中,江應樑依據田野調查材料,探討了“擺夷”地區的集市貿易、商品流通與貨幣使用情況。⑤李有義在《漢夷雜區經濟》一書中,對云南路南尾村“漢夷”經濟關系及其變遷問題做了系統的分析,并且對基層市場交易——“趕街子”在當地農民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地位進行了生動的描述。⑥在這些著述中,所涉及的與集市相關的內容雖然較為簡略,但初步奠定了云南少數民族地區村落與集市貿易研究的基礎。

   在國外學術界,美國人類學家施堅雅“集市體系理論”的提出,標志著中國傳統市鎮研究真正步入了成熟階段。他于1964~1965年在《亞洲雜志》上發表了題為《中國農村的市場和社會結構》一文,提出了獨特的分析中國基層社會的理論方法,即“施堅雅模式”。施氏通過對德國地理學家克里斯塔勒“中心地理論”的應用,明確提出了以市場結構作為中心來研究中國城鄉經濟、社會的基本結構的觀點。施堅雅指出,以市場結構為中心,不僅能夠從空間上闡明中國經濟體系的構造與運行,也有利于對中國社會的結構進行有別于傳統以行政體系分析為主的研究。其中,集市是市場體系結構中等級最低但作用卻極其重要的一級。它不僅是市場區域內農戶交換商品的場所,而且是農村富余產品上流到更高級市場體系的起點,以及供應小農消費的貨物下流的終點。不僅如此,施堅雅還認為“農民的實際社會區域不是由他所住村莊的狹窄的范圍決定,而是由他的基層市場區域的邊界決定。”⑦該理論的提出,使施堅雅對中國集市功能的分析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甚至使得“一整代的美國史學家,都以為中國的村莊,在經濟上和社會上高度結合于大的貿易體系”⑧。不僅如此,由于受施堅雅市場理論的影響,一些研究中國問題的人類學家,也不再囿于村莊小世界,而是更多注意集市在社會結構中的作用,把調查的區域擴大到一個市場區域,如埃里克·沃爾夫在臺灣漢人社會中做人類學調查時,即把目光投向以臺灣新北市三峽區這一集市為中心的市場區域。自1988年以來,國外學者包括蕭鳳霞、科大衛、濱島敦俊與片岡山等人與中國學者所做的田野調查也是集中于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小欖、沙灣、沙頭、蘆苞與龍江這幾個集鎮。⑨

   相比之下,由于受各種復雜因素的影響,新中國成立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國內學術界有關中國集市的研究一度處于低潮。直到20世紀八九十年代,歷史學、社會學與人類學等學科才又重新開始重視集市問題的研究。其中,歷史學的研究取向和研究重點較為一致,他們更多關注晚清至民國以來不同區域集市的形態結構、歷史變遷與興衰更替等問題,進而通過實證研究展開與施堅雅等前輩學者的學術探討與理論對話。譬如,包偉民對江南市鎮及其近代以來的興衰更替進行了實證研究與理論分析緊密結合的典范研究;⑩樊樹志采取宏觀考察與微觀剖析相結合的方法,對明清至民國時期江南市鎮的發展歷程予以了全方位論述。(11)王笛在其所著的《跨出封閉的世界——長江上游區域社會研究(1644~1911)》一書中,運用“施堅雅模式”詳細分析了清代長江上游地區的區域貿易、城市系統和市場網絡,包括集市的作用與功能、市場密度與農民活動半徑,高級市場與城鎮發展等一系列問題。(12)此后,王慶成利用華北數十州縣的方志,對晚清時期華北的集市和集市圈做了詳盡的分析,并對施堅雅關于中國鄉村市場和社會結構的理論模式提出了質疑。(13)在此基礎上,王慶成還通過對晚清華北定期集市數量增長的細致研究,提出了貧困是晚清北方農村集市貿易量和集市數增長、商品流通量擴大的原因之一的創新觀點。(14)除此之外,龔關、李正華、從翰香、許檀等還分別從歷史發展及其特色、新舊蛻變嬗替過程與歷史趨向、鐵路與市鎮發展之間的關系、集市與商品經濟發展間關聯等方面,對華北集市進行了獨到研究。(15)上述研究成果充分顯示出“施堅雅模式”在國內相關學術領域中的重要影響。

   相對于歷史學的研究取向,這一時期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對集市的研究則要蕪雜許多。不過,研究者仍在對華北地區和西南地區集市的田野調查基礎上,出產了一批重要成果。其中,陸益龍以河北定州的鄉村廟會與集市為對象,從華北鄉村集市繁榮發展的經驗中,得出了要通過現代農產品市場等其他要素市場的建設,來帶動農村社會的轉型和發展的一般性結論。(16)奐平清則通過中西比較的視野,對河北定州鄉村集市的歷史變遷以及華北鄉村社會轉型的困境及其未來趨向問題進行了探討,提出了只有通過城市化才有望走出轉型困境等一系列創新觀點。(17)而在西南民族地區集市研究方面,萬紅運用民族學與歷史學資料,對普遍存在于我國西南民族地區的集貿市場的形成與演變做了具體的論述,從宏觀層面揭示了該區域集貿市場的多種形成路徑及其現代價值。(18)吳曉燕以川東圓通場為研究對象,采用微觀實證的研究方法,把鄉村集市納入現代國家建構的歷史進程中來考察,以此呈現出“國家在場”背景下鄉村經濟社會的自我整合與秩序建構趨向。(19)劉紹華通過對四川涼山諾蘇(彝族)地區農村定期集市的考察,指出了諾蘇傳統文化與市場制度的互動,給當地社會生活與社會變遷帶來的巨大影響。(20)張躍、王曉艷則通過對云南一個彝族社區集市的個案分析,透視了民族地區集市豐富的文化內涵及其對整個社區網絡的紐帶作用。(21)上述從社會學、人類學取向出發的研究,大多具有直面當代中國集市現狀與問題的特點,從而豐富了集市研究的視角和維度。

   然而,綜觀以上研究,有些悖謬的是,施堅雅及其之前的中國集市研究,雖然也非常重視對集市經濟、政治與社會功能的揭示與探討,但由于這些集市基本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前就已長期存在的傳統集市,所以研究者關注較多的諸如集市的歷史變遷、興衰更替及其與鄉村社會轉型關系等問題,對集市的當代功能與作用著墨甚少,故而從這些研究中,我們無法獲得更多的關于當代中國集市功能的存續及其變化的前瞻性認識。不僅如此,從區域研究重心來看,由于歷史上華北、江南等地的集市和集市貿易一直較為興盛,并且在相關史料及地方文獻記載中的歷史發展脈絡也較為清晰。因此,針對這些地區所做的集市研究似乎成為學術界的一種典范模式,而對于分布在西南邊疆地區,特別是云南邊境地區與少數民族生產、生活息息相關的鄉村集市,由于地理位置偏遠、市場規模狹小、發展相對滯后,目前學術界對其仍然關注不夠,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不多。那么,當代云南邊境地區的集市時空結構與之前相比究竟發生了哪些變化?它還在發揮著怎樣的作用?包括施堅雅在內的近代研究者所指出的那些集市功能,是否依然在云南邊境集市中延續?在這類集市中有沒有出現以往研究者沒有看到的,或者是全新的結構功能變化呢?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本文嘗試在文獻資料和田野調查的基礎上,以社會學的宏觀視野來考察云南邊境集市結構功能的傳統延續及表現形式,分析其在當代市場經濟、城市化發展的滲透影響下,結構功能出現的現代轉型和它所產生的一系列后果。

  

   二、交換與交往:云南邊境集市結構功能的傳統延續

  

   云南是中國境內少數民族分布最多的省份,復雜多元的地理生態環境,造成了不同民族在分布格局上的“大雜居、小聚居”特點。而多樣化的生計方式和族際間交往的需要,使得境內星羅棋布的鄉村集市不只是地理空間上單一的經濟和文化坐標,而且也使之具有了重要的社會意義和功能。尤其是邊境地區的集市,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邊民互市的傳統,亦可以看作是延伸于國界,聯系國界兩側跨境民族的特殊場域。云南邊境集市自產生以來,以其特有的輻射和涵化功能,不僅豐富了邊境地區居民的物質文化生活,而且還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以邊境集市為核心的“集市文化圈”,深刻影響著邊境居民的生產生活方式乃至民族文化的傳播與交流。

   (一)集市場期:傳統時空結構的延續

云南邊境民族地區的集貿市場在長期的歷史形成和發展過程中,一方面受到當地的自然環境、民俗傳統、生計方式、生活節奏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深受明清以來漢族傳統商業文化播遷的影響。因此,在空間安排和時間制度方面,它與內地傳統鄉村集市較為相似。一是云南邊境集市在空間分布上,主要取決于交通條件、交通手段、人口密度以及經濟結構等人文地理方面的各種復合狀況。從歷史上各類集市的形成途徑來看,其空間范圍大多是以節慶聚會場所、廟會舉辦地、產品集散地、行政中心、軍事要塞以及交通要道等為中心展開的,而且,集市的空間分布狀況亦與集市集期間隔(即周期性)密切相關。二是云南邊境集市在時間制度上同內地一樣,也是以“定期”為主要形式的,而且有些“定期集市”在一定地域范圍內構成了有固定時間節奏的穩定循環結構,并一直延續至今。(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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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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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8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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