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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勝杰:社會倫理語境下的民族鄉村旅游演進與反思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40 次 更新時間:2019-04-17 00:22:43

進入專題: 社會倫理   民族鄉村旅游  

李勝杰  

   內容提要:在政府行為和經濟政策雙重力量作用下,西江苗寨的鄉村旅游業取得了跨越式的發展,在給村民帶來可觀經濟利益的同時,也對傳統村落的社會文化帶來了不容忽視的影響。這些影響包括旅游景觀的人為塑造與村民傳統互動方式產生對抗,民族傳統文化商品化,村民日常生存方式前臺化,傳統的禁忌倫理難以執行,各類噪音對村民生活造成干擾等。針對上述問題,從社會倫理的角度提出三項對策:一是培育村民的文化自覺,增強村民的文化自信,提高村民的跨文化交往能力;二是設置前臺與后臺的區域隔離,保護傳統文化核心以及村民日常生存方式免受破壞和騷擾;三是加強鄉村生態環境保護,守住地方感吸引游客,留住鄉愁圈住本地人。

   關 鍵 詞:社會倫理/民族鄉村旅游/演進/反思

   標題注釋:貴州省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基地貴陽學院陽明學與黔學研究院基地課題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017jd110)、貴陽學院2016年高層次人才引進科研啟動基金資助。

   作者簡介:李勝杰,苗族,貴陽學院陽明學與黔學研究院專職研究員,博士,貴陽孔學堂簽約入駐學者,研究方向:區域社會與山地民族文化。

  

  

   隨著20世紀80年代以來“旅游強省”“旅游興州”“旅游富縣”等口號在我國大江南北的持續吹響,民族鄉村旅游業已成為國民經濟中的重要產業和國際旅游大舞臺上異常活躍的新生力量,[1]被許多民族地區看作是發展經濟的“萬靈藥”。[2]但是鄉村旅游業作為現代性產業元素在傳統鄉村場域的存在方式,從來就是以一種悖論性的方式存在。在各地你追我趕互相效仿開發旅游產業的過程中,重新審視旅游開發帶來的一些問題,不僅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西江苗寨作為地方政府強力推進并在較短時間內迅速成長為全國較具知名度的民族村寨旅游景點,其旅游開發進程中出現的現象和隱藏的邏輯,無疑將對同類鄉村旅游產業的開發提供一些有價值的借鑒。

  

   一、社會倫理概述

  

   倫理的英文ethics源于希臘文ετησs,意為品性、習慣或風俗,與道德的英文moral意義相通。在中外倫理思想史中,通常把“倫理”與“道德”當作同義詞用。黑格爾對二者作了區分,moral指個體道德、品性、操守,是主觀法,是自律的;ethics指客觀倫理關系,是客觀法,是他律的。在國內也有把二者合起來使用的情況,即“倫理道德”。倫理一詞在中國最早見于《禮記·樂記》的記載:“樂者,通倫理者也。”鄭玄注:“倫,猶類也;理,分也。”由此,倫理也指安排得有條理。在古代,倫理被作人倫解,指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道德關系。在2009年出版由夏征農、陳至立主編的《辭海》(第六版)里,“倫理”有兩種解釋,其一為事物的條理,其二為人們相互關系所應遵循的行為準則。根據以上釋義并結合本文的內容,本文所用之“社會倫理”是指社會中的個體人們之間、人與群體之間,以及群體與群體之間在相互接觸、交往和互動時所應遵循的道德準則和行為規范,包含符合地方社會民俗道德文明的相關理念。社會倫理觀念維持著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使他們能夠更加和諧、協調有序地發展。不同地區的社會倫理隨其所在地區的風俗人情而存在著很大的差別。例如,民族地區的社會倫理和漢族地區的社會倫理之間,以及其他不同民族的社會倫理之間亦存在區別。由此而導致不同地區或不同民族的人們在交往和接觸時會因其自身內在不同的社會倫理觀念而產生不同程度的隔閡和抵觸。

   不同民族的社會倫理是各民族構建其內部秩序所必需。在國家層面的法律條款及其相關機構進入以前,社會倫理在民族地區起著控制、約束和規范人們的思想意識和行為舉止的作用,維護著鄉土社會秩序的正常運行。例如以前在很多傳統社會中出現的曾被人們贊頌為“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安定和諧、融洽有序的社會景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這種社會倫理的規范帶來的良好結果。即便在相關的法律條款頒布實施并深入到鄉村以后,社會倫理觀念依然在一定程度從思想意識層面約束和規范著人們的言行舉止,為社會的和諧構建及正常秩序的良好運行起著積極的促進作用。進入新世紀以后,我國的許多鄉村地區被開發成旅游景點,隨著大批量他者文化的游客群和商人的蜂擁到來,以及受旅游開發地的村民一心想賺取更多經濟收入等思想的沖擊,使鄉土熟人社會的倫理觀念和道德準則的底線不斷被突破,從而給旅游開發地的傳統社會帶來了極大的負面影響。這些他者文化的游客和商人以自己的文化和慣習為中心,沖擊和破壞了旅游開發地傳統的社會倫理觀念。因此,從社會倫理語境來審視和反思旅游開發導致的各種結果則成為一種必要。

  

   二、西江苗寨鄉村旅游演進歷程

  

   西江苗寨坐落在貴州省雷山縣東北部的崇山峻嶺深處,距縣城36公里,距黔東南州府凱里市35公里,距省會貴陽市約180公里,由八個依山而建的自然村寨相連而成,有1678戶,6438人①,是目前中國乃至世界最大的苗族聚居村寨,享有“千戶苗寨”之稱。西江苗寨是人造景觀與大自然和諧地融為一體的聚落,鱗次櫛比的吊腳樓群及豐富多彩的村落民俗生活方式構成了獨特的文化景觀,[3]被視為中國傳統干欄式建筑藝術的博物館。

   西江苗寨的旅游開發與政府的行為主導和經濟政策導向息息相關,其開發的時間可以追溯到改革開放的初期。1982年貴州省人民政府將西江列為乙類農村旅游開放區,1987年西江被列為貴州東線民族風情旅游點,1992年貴州省人民政府將西江列為全省8個歷史名鎮之一。1999年西江被列為貴州省重點保護與建設民族村鎮。[4]這些榮譽的獲取,為西江的旅游業發展積累了一定的社會聲譽和口碑。進入21世紀后,當地政府進一步加大了旅游開發的力度,雷山縣委政府把2002年11月的苗年節開幕式安排在西江苗寨舉行,由政府資助安排與會嘉賓進入農戶家中過年②。在2002年苗年節的政府宣傳造勢后,到2003年游客量開始突破萬人大關。農家樂接待也被零零星星地帶動起來,到2003年時西江的農家樂從2002年的8戶增加到27戶,增長了3倍多,到2004年再翻一番達到50多戶。[5]

   2005年中國民族博物館西江千戶苗寨館在西江掛牌成立。2007年西江獲得“中國鄉村旅游‘飛燕獎’最佳民俗文化獎”及“最佳景觀村落”等榮譽稱號。盡管榮譽的花環接踵而至,但西江苗寨的旅游業并未因此而熠熠生輝。究其原因主要是從西江通往外界的公路只有一條,不但路途遙遠而且路況很差,讓大多數游客望而卻步所致。③道路交通和基礎設施不完善,往往成為制約民族地區鄉村旅游發展的短板。

   真正讓西江苗寨的旅游業發生質的變化、旅游經濟實現突飛猛進,是2008年貴州省第三屆旅游產業發展大會在西江的召開。貴州省旅游產業發展大會是貴州省委、省人民政府為加快全省旅游業發展步伐[6],把旅游業培育成全省新的支柱產業而做出的決策,從2006年起每年舉辦一屆,在全省各個地州市輪流申請進行。為了迎接旅發大會,在上級財政的支持下,雷山縣委政府貸款投入8000多萬元對西江苗寨進行建設,用半年多的時間完成了民族歌舞表演場、西江苗族博物館、民族文化精品一條街、觀景臺、古街、白水河生態水體、河濱道民族特色、風雨橋、鼓藏堂、夜景燈光系統、西寨門和北寨門、朗西公路等26個工程項目的改造和建設。④特別是35公里的郎利至西江柏油公路修通后,極大地縮短了西江與外界的時空距離。2015年12月凱雷高速公路開通后,把之前從州府凱里到西江苗寨的40分鐘再次縮短為10多分鐘,交通道路的便利把西江推置到了現代社會的面前。

   政府強力推進的旅游發展,“使當地基礎設施建設提速五年,使旅游產業發展提速五年,使環境建設提速五年”,“使舉辦地旅游業和經濟社會發展在較短時間內取得突破性進展,在全省發揮示范帶動作用”。[7-8]旅游發展大會后到西江的游客再翻番增長,西江的旅游業取得了飛躍式的發展,旅游經濟跨上了一個嶄新的臺階,游客量和旅游收入逐年增高⑤,農家樂戶則從2007年的60家迅速增加到138家。西江千戶苗寨景區在2011年被國家旅游局評為“4A級旅游風景區”,2015年9月被聯合國世界旅游組織、亞太旅游協會評為“世界十大鄉村度假勝地”[9]。西江在政府的積極推動和經濟政策的引導下,實現了從默默無聞的小山村到全國知名景點的華麗轉身。

  

   三、西江苗寨發展鄉村旅游業帶來的影響與反思

  

   在鄉村旅游業變得紅紅火火、游客量與日俱增之際,西江苗寨的村民們在享受旅游發展帶來的可觀經濟收入的同時,也面臨著旅游開發所帶來的種種煩擾和困惑,傳統的苗族社會倫理觀念不斷被沖擊和突破。

   (一)旅游景觀的人為塑造與村民傳統互動方式的抗爭

   國內的旅游景點很多時候都沒有逃脫被圍墻圈起來成為帶有濃厚的人為塑造景觀的命運。為了能對游客收費和方便管理,西江旅游公司分別在南貴寨路口修了北寨門、在也薅寨路口修了西寨門,把西江旅游景點圈起來,形成了收門票的準封閉景觀。北寨門于2011年4月從南貴路口遷往白水河下游距西江苗寨1.5公里的干吾冬迪,在寨門前100米左右修建了一個停車場供游客停車,取名為北門服務區。西寨門在2012年國慶節從也薅寨口搬往2公里外的營上坳,更名為西門服務區。游客在停車場下車后步行到售票處買票,再憑票從檢票口進入景區。旅游公司安排5輛公交車分別負責接送游客從北門或西門到苗寨主景區,是否乘車前往由游客自己決定。但是通常步行前往苗寨的游客都不多,因此為搭車排長隊擁堵而成為一大“景觀”。景區另外還有28輛小型敞篷觀光車,與大客車一起運送游客穿梭于村寨之間。

   因為旅游景觀的建設需要被人為封閉起來的寨門導致的重重嚴格檢查,極大地影響了村民的傳統交往互動方式。背新生嬰兒回娘家、立新房子喜酒、紅白喜事以及苗年節、鼓藏節等等,都是西江傳統的交往互動人流較大的活動,動輒參與的人數就多達上千。在過去,這些活動都是當地居民相互加深情感溝通與族群認同,男女認識交往與戀愛的主要載體,但被旅游寨門封圍起來之后,囿于寨門對進出人員的檢查限制,參與的人員大幅減少,每支參加活動的隊伍變成了一至兩個面包車就能裝載的十幾個人,而活動的熱鬧時間也從原來的兩到三天縮短為半天。村民的生活儀式空間也發生了顯著改變,掃寨祭火神、老人過世送魂等傳統儀式活動空間也受限于現代旅游景觀的安排而與原來傳統意義上的界限大為不同。村民由此對自己的生存方式的理解發生了一些變化,世代延續的傳統生存方式不再是村民信奉的亙古不變的真理。

   (二)民族傳統文化的商品化與村民日常生存方式的前臺化

鄉村旅游的深度開發不可避免的一個結果,應該是民族傳統文化的商品化趨勢。以西江鼓藏節為例。鼓藏節也稱“牯藏節”“吃牯藏”“吃牯臟”“刺牛”,是黔東南、桂西北苗族、侗族最隆重的祭祖儀式,一般為十三年舉辦一次,每屆要連續舉辦四年的儀式活動,才算完結,其規模之宏大,形式之奇特,儀式之繁多,寓意之豐繁,堪稱西江傳統文化的集大成。鼓藏節殺豬祭祖從準備刀具到宰殺,直到吃完“坨坨肉”這一時間段,是最神圣也是禁忌最多的閾限期,只能說禁忌語,不能直呼所做的動作和所拿物具的名稱。但是為了幫助游客和記者了解鼓藏節文化,苗族村民們只得破了規矩,一邊說禁忌語一邊直呼其名地講解。年節對村民來說是最開心、最快樂的時光,(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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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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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民族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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