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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劍:邊疆研究的域外資源與比較可能

——基于美國、法國、泰國邊疆概念研究的分析與啟示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232 次 更新時間:2019-04-17 00:24:32

進入專題: 邊疆研究   域外資源  

袁劍  

   摘要:隨著當前研究視野的拓展和中國對外認知的深化,邊疆研究也在逐漸擴展關注的時空范圍。中國的邊疆研究有其自身的獨特歷史及其傳統,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逐漸關注邊疆治理與跨界現象。而與此同時,由于世界內部的關聯性,自近代以來,外域各國的邊疆實踐及其觀念變遷也不同程度地影響著中國自身的邊疆認知。通過梳理美國、法國和泰國邊疆概念的研究個案,力圖從理論和實踐的層面揭示邊疆研究所具有的域外資源及其比較可能,為更全面地認知中國邊疆研究提供必要的外部視角。

   關鍵詞:邊疆研究;域外資源;美國;法國;泰國

   作者簡介:袁劍(1981—),男,江蘇蘇州人,歷史學博士,中央民族大學世界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從事中亞研究與邊疆研究。

  

   一、邊疆研究的世界語境:問題的提出

  

   隨著近些年來世界范圍內對于民族國家、疆域、認同等相關問題討論的深入,邊疆研究作為認知國家與社會內部整體性空間及其內在權力結構關系的重要路徑與方法論,也日益受到學界的關注,并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一種對于邊緣地域、社會與族群的區域研究,從而構筑了當代國家整體性認知的重要方面,并通過歷時性的推演,探究更為久遠的古代國家與社會的邊緣場景及其內在關系。從某種意義上說,當代的邊疆研究的推進與深化,為我們更好地理解和認知當下的民族國家體系及其在全球化浪潮影響下的內在變遷提供了必要的工具。

   邊疆現象是一種世界的普遍性現象。鑒于中國歷史和文化的獨特性,中國的邊疆研究帶有更多的史地色彩,跟傳統的歷史地理研究形成獨特的內在關聯,主要關注歷代王朝邊地控制與治理問題;而在同時期的歐洲,歷史上各大帝國也關注其邊疆地域的定位及其對自身政治的影響。總體而言,在整個古代,不管是歐亞大陸的東方還是西方,都存在著一個將邊疆從一個“局限區域”的定位逐步轉變為“混雜區域”定位的過程。在歐洲,以巴爾干、俄國問題為主要對象的“東方問題”就是這種“混雜區域”的鮮明體現;而在古代中國,長城及其周邊地域則在某種程度上構成了這種“混雜區域”。

   隨著近代世界的理念變遷,傳統的帝國紛紛向民族國家結構轉型。在這一過程中,關于國家、政權、區域的分類也隨之發生變化,曾經長期具有屬人特質的一般意義上的藩部-部屬結構與分類在治理中逐漸消解,而具有屬地特質的邊疆結構逐漸形成,并成為作為帝國結構繼承者的民族國家結構化敘事的基本分類。

   中國的邊疆研究同樣在近代轉型中扮演了十分關鍵的角色,擔負起了救亡圖存的學術使命,為塑造和鞏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奠定了重要而關鍵的學術基礎。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整體地緣環境的變遷與中國國力的增強,當代中國的邊疆研究已經擺脫了當初救亡圖存的歷史需求,開始面對全球化浪潮下如何認識和面對內部區域協調發展以及邊疆地區在中國-域外的國際交往中所起到的連接樞紐地位。這既不同于古代中國語境下對于邊疆史地的探究,也不同于近代積貧積弱背景下基于國家獨立與鞏固而對邊疆在國家內部所具有的政治軍事安全所進行的相關研究,而更多面對的是當代邊疆地區發展及其內外交流與互動的問題。這是中國邊疆研究在當代最為重大的轉變。

   在這一轉變過程中,我們不應忽略整個世界在同一時期內的各國邊疆話語發展問題。由于世界自然與社會環境的巨大性與復雜性,世界各國尤其是各大國在邊疆理論方面存在著歷史語境層面的差異,其中就包括由地理大發現、殖民主義以及像英、法等歐洲本土帝國競爭及其延伸出來的殖民地話語競爭。在這當中,存在幾種主要的邊疆理論框架,這些框架要么基于國家合法性論述,要么是為了實現從血緣民族向疆土民族的定位轉變,要么為了地緣政治安全,而在具體的實踐中,各大國往往會是這些框架的綜合。這些邊疆理論話語之間的競爭,往往是基于實力政治,并建基于邏輯一致性和歷史連貫性的概念競爭。

   因此,當我們重新面對和審視一個充滿多樣性和關聯性的復雜世界時,中國域外各國在邊疆方面所具有的特質及其在各自國史敘述中所展現的連續性與邏輯性,就值得我們在當前這個時代有更全面的把握。這一方面能使我們更好地認知近代以來整個世界層面在民族國家建構方面所具有的共同趨勢及其在邊疆概念方面的相關表征,另一方面也讓我們認識到各國因其自身歷史、文化與世界觀而在邊疆話語層面呈現出的獨特性,及其在這種獨特性背后所呈現的政治與現實行為方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們的眼光始終是同時關注中國與世界的。只有當我們對世界范圍內各國的邊疆理論及其關鍵概念加以必要的關注和認知,我們才能夠更好地理解與認識中國自身邊疆理論及其實踐的發展過程,并更全面地理解近代以來西方帝國邊疆話語經由殖民地的相關實踐而對當時中國所造成的外部影響,從而更好地理解和認知近代以來中國邊疆理論發展所受到的內外部影響,進而更好地認知全球化時代邊疆社會所呈現的“跨界”現象及其理論闡釋。從根本上說,理解邊疆研究的域外資源,將為我們更好地理解中國自身的邊疆研究并為實踐提供比較新可能。

  

   二、美國語境下的“邊疆”概念:特納之外的新意義

  

   作為當今世界超級大國的美國,其國家發展的過程也是一個邊疆逐步拓展的過程,在這一過程當中,以特納(Frederick J.turner,1861-1932)為代表的美國邊疆學派在這一時期為美國精神和美國疆域版圖的構筑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1893年,特納在題為《邊疆在美國歷史上的重要性》演講中指出:“在美國人的思考和表達中,‘邊疆’已經逐步意味著定居區邊緣,而不是像歐洲那樣,意味著政治邊界(political boundary)。”這一論斷在某種程度上成為我們認知美國邊疆特質的重要基礎。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的疆域拓展史有著更為復雜的歷史背景。當我們關注美國邊疆的特征時,也需要進一步對特納的相關論述進行新的思考。對此,美國學者約翰·T·朱里塞克作了詳細專門的論述,為我們提供了思考與認知美國邊疆概念演變及特納相關定義內涵的重要線索。

   他指出,特納定義中的這一“邊疆”概念,實際上是在19世紀晚期被創造出來的,在這之前,所有的相關含義都傳承自歐洲。朱里塞克認為,《牛津英語詞典》中“邊疆”一詞的主要條目可以被視為近代以來的英國人和歐洲人使用這一詞匯的微縮歷史,這一定義與其他歐洲語言的著名詞典所作出的解釋是相似的,意指:“(1)一個國家直面或者說面對另一個國家的那部分區域;(2)邊界地區(The marches);(3)與另一者相連接的邊境或末端。”他進而指出,對這一定義的適當解釋,事實上就包含了“邊疆”一詞的三種意涵,需要將它們三者區分開來。上述三種意涵的第一個,描述的是一個國家的外緣,換句話說,就是邊境。上面定義的第三個在某些方面有很模糊的意涵,這一意涵被理解為一個“與另一方相毗連部分的末端”,甚至“邊境”也可以意指一條邊界線,在這里,他將其看作是“邊疆”的這三種相關意涵中的第三種。上面定義中的第二個意涵———“邊界地區”(The marches),在邏輯上可能、在時間順序上也處于另外兩者之間。此外,同一本詞典也告訴我們,“邊界地區”(march)意味著“將一個國家與另一個國家分隔開來的大片爭議區域”,就是說,它是一個中間區域(intermediate)或者邊陲(borderland)。“邊疆”三種相關意涵中的第一個,我們往往將之視為(與“邊境”同義)一個地區(areal)概念,并且這片領土僅僅屬于某一個國家或者一群人。第三個意涵(與“邊界”同義)則是一個線條概念,并且這條線不屬于某一個國家或一群人,而由好幾個共同占有。第二個意涵(與“邊陲”同義)則是一個過渡形式,“邊疆”依舊是一個地區,而不是一條線,但是其不再被設想為由某一個國家和人群單獨占有。與另外兩個意涵相比較,“邊疆”的第三個意涵很少見,并且在現代參考工具書中也很少被提及,可能這一意涵最為常見的時期就是既不是“邊境”也不是“邊界”占主導地位的時候,這大致是在18世紀和19世紀早期。

   他進而認為,特納對歐洲用法所具備特征的描述是誤導性的,但是,相比較而言,特納對于“邊疆”的美國意蘊所作的描述則更不精確。很明顯,特納沒有注意到之前已經考察的三個棄用的定義,因此過度簡化了美國的用法。但是,當他忽視了“邊境”、“邊陲”和“邊界”這些來自于歐洲的更為現代的定義也在美國使用時,他所犯的錯誤也就更為嚴重了。特納似乎是在說,美國為“邊疆”所賦予的重要界定,即人口稀疏的定居土地的外部邊緣,幾乎在美國一直占據主流。他含蓄地將這一關鍵立場保留了下來,即使有其他人將這一點更為直白地表述出來,迄今為止也沒有任何批評能對之發起挑戰。隨后的歷史學家甚至是詞典編撰者,也將“邊疆”一詞的美國用法一直或者幾乎是共識的這一觀點作為事實接受下來。但實際上,這種看法是站不住腳的。對早期美國詞典和同義詞文獻的考察,將有助于我們證明這一論斷的精確性。作者進一步分析并介紹了“邊疆”的六種定義,并且對其中四個在19世紀之前北美所普遍使用的含義進行了分析和舉例。可以發現,這四個中的三個(“前哨”、“屏障”和“邊境”)都來源于歐洲,還有一個(“邊疆”意味著“邊疆開拓者”)來源于北美,剩下的兩個定義(“邊陲”和“邊界”)在后期才出現。這四個含義中的每一個都有軍事內涵,尤其是當這一詞匯在美國早期用作形容詞時,其通常是表達諸如“邊疆的防御”、“邊疆的戰爭”和“邊疆的束縛”。除了“屏障”這一含義,這一詞匯通常都用復數。在這樣的語境下,可以從眾多的例子(前哨、邊疆開拓者、邊境)中加以概括。從時間軸上看,在19世紀之前,“邊疆”一詞在美國的用法并不是分析的重點。19世紀之后,在相關的美國早期參考工具書和其他史料中,這一詞匯在意義層面并未顯現出多大創新,也沒有出現任何模糊或深奧的使用方式,更沒有發現特納的定義。但這樣的概括在進入19世紀之后越發難以成立。

   我們可以說,至少是在這一詞匯用于美國西部的時候,美國對“邊疆”的使用開始轉向特納的定義。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在19世紀晚期之前,人口與美國邊疆位置的確定之間沒有直接聯系,這是我們在關注美國邊疆概念變遷時必須認識到的問題,即美國人口與邊疆之間的關系并不是固有的。1840年,作家庫珀在小說《探路者》中寫道,當書中人物達到尚未有人定居的安大略湖沿岸時,其中一位大喊:“我們已經遠離人類居住地了!…… 這里就是邊疆(frontier)。”在19世紀60年代之前,當美國人談起邊疆時,他們習慣于捍衛它們,而不是開拓它們。到了特納的時代,他所使用的“邊疆”概念已經完全與領土分離,所表達的更多的是一種社會形態和進程。與此同時,隨著印第安人王國的瓦解,“邊疆”概念開始只在白人中使用,在印第安人中則消失了,相應地,“邊疆人”(frontiersmen)的概念也從負面轉變為正面形象,成為美國開拓進取精神的代言者。

總之,我們可以發現,英文的“frontier”,源于古典拉丁語“frons”和中古拉丁語語“fronteria”,在1400年左右的諾曼征服后不久進入英語世界。美國最早使用的“疆”(frontier)一詞,至少有三個義項,兩個來源于英格蘭(邊境上的堡壘;抵擋攻擊的屏障),一個來源于美洲(邊疆開拓者/邊疆人frontier-man),這些義項隨著時間的發展都逐步消失。邊疆的線狀“邊界”含義逐步取代了片狀“邊境”含義,在19世紀下半葉占據了統治地位,政治意涵逐漸超越了軍事意涵。在19世紀早期之前,美國語境中的邊疆實際上更多指涉“邊境”(border)。在殖民時代和建國早期,盎格魯裔的美國人談起邊疆時,通常指各殖民地、州或者國家或多或少比較穩固的外緣,(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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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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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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