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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志偉:軸心時代、形而上學與哲學的危機

——海德格爾與未來哲學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536 次 更新時間:2019-04-17 23:45:55

進入專題: 軸心時代   形而上學  

張志偉 (進入專欄)  

   內容提要:雖然雅斯貝爾斯的軸心時代理論有很多可以商榷之處,但是仍不失為一種關于人類文明的解釋框架。在公元前800年—公元前200年的軸心時代,世界各大主要文明為了抵御虛無主義的威脅,相繼獨立地構建起自身的核心理念,不過在世界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中逐漸失去了決定性的影響力,哲學作為軸心時代希臘人的創造也難逃厄運,因形而上學的終結而陷入困境。20世紀以來哲學學科的繁榮難以掩蓋哲學的危機,我們重新暴露在虛無主義的威脅之下,這就是我們期待一種未來哲學的根本原因。

   關鍵詞:軸心時代/形而上學/哲學的危機/虛無主義

   標題注釋:中國人民大學2018年度“中央高校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學科)和特色發展引導專項資金”。

  

   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言說“未來哲學”。當這樣的討論與一個哲學家的名字聯系在一起時,那意味著這位哲學家成了某種測度未來哲學的“標尺”“準繩”或“參照系”。看上去似乎每一位哲學家都可以成為討論未來哲學的“參照系”:“柏拉圖與未來哲學”“笛卡爾與未來哲學”“康德與未來哲學”……其實不然。當我們討論未來哲學的時候,其著眼點并不是“哲學的未來”,即哲學這個學科或這門學問的未來發展,換言之,所謂“未來哲學”不僅僅是一個時間概念。如果僅僅從時間上說,我們可以討論任何一個學科的未來:數學的未來、物理學的未來……但是顯然這并不是說數學將有一個不同以往的樣態,或者將會出現一個與以往完全不同的物理學。然而當我們討論未來哲學的時候,所思所想卻恰恰如此——我們期待一種完全不同以往的哲學出現。為什么會有這樣的期待?這或者源于我們對哲學現狀的不滿,或者是因為以往的哲學得到了某種完成或終結,除非我們另辟蹊徑,否則便失去了做哲學的熱情,抑或兩者兼而有之。那么,一種不同以往的未來哲學是可能的嗎?如何可能?

   本文將海德格爾與未來哲學聯系在一起,看似成問題,因為在西方哲學中海德格爾畢竟屬于異類,無論是因為與納粹的糾葛還是因為所謂“非理性主義”、反現代化的傾向,都使得其哲學思想不僅與西方哲學2000多年的理性主義傳統格格不入,而且與我們這個科學技術的偉大時代難以相容。在有些哲學家的眼中,英美哲學才是“當代主流哲學”,分析哲學的確在蠶食歐洲,原本由胡塞爾和海德格爾等主導的德國哲學界業已陷落。然而,這恰恰是我們之所以討論“海德格爾與未來哲學”的原因所在:海德格爾是傳統哲學的批判者,形而上學的顛覆者,因其“異類”于以往的哲學,從而有可能是一位未來哲學的預言家。

   真正的預言家總是寂寞的。

   既然討論的是未來哲學,那就意味著這樣的哲學現在還不存在,恰如孫周興教授討論尼采的大作名之為《未來哲學序曲》一樣,主旋律尚未呈現之前,我們無從知曉細節,更遑論“呈現”乃至“展開”,所以只能“宏觀地”“旁敲側擊地”從外圍揣摩臆測。故而我們嘗試通過三個“框架”來討論未來哲學問題:第一,圍繞雅斯貝爾斯的軸心時代,從文明的框架討論未來哲學的現實意義;第二,以形而上學為框架,討論未來哲學的必要性;第三,以海德格爾思想為框架,討論未來哲學的可能性。

   歸根結底,文章意在從哲學面臨的困境或危機去討論哲學的出路。

  

   一、軸心時代的沒落

  

   雅斯貝爾斯的軸心時代理論為我們耳熟能詳,甚至已經變成老生常談了。將海德格爾與未來哲學的問題置于軸心時代的框架之下來思考,并非出于海德格爾本人的意圖,我想由此強調的是:從人類文明歷史進程的角度看一種未來哲學所面臨的核心問題,換言之,究竟是什么使得傳統哲學失去了意義,而讓我們期待一種未來哲學的出現。在某種意義上說,軸心時代各大文明構建起來的核心理念皆為對虛無主義挑戰的反應,不過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尤其是隨著在西方少數國家帶領下走上了現代化道路,全世界紛紛從傳統社會轉型為現代社會,作為傳統社會之意識形態的傳統文化逐漸失去了對文明與社會的影響力,這意味著我們正在重新面臨虛無主義的挑戰。

   雅斯貝爾斯的“軸心期”理論試圖提供一個所有人類文明都能夠由此而進行歷史自我理解的共同框架。①按照軸心期理論,公元前800年—公元前200年,世界各大主要文明相繼獨立地構建起了自身的核心理念:中國的先秦諸子百家、印度的《奧義書》和佛陀、伊朗的瑣羅亞斯德、巴勒斯坦的猶太先知以及希臘哲學等等。軸心時代的特點是,中國、印度和西方這三個地區的人類開始意識到整體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人類體驗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軟弱。他探詢根本性的問題。面對空無,他力求解放和拯救。通過在意識上認識自己的限度,他為自己樹立了最高目標。他在自我的深奧和超然存在的光輝中感受絕對。”②雅斯貝爾斯把這個時期稱為人類“精神化”的時期,首先,軸心期體現為人的覺醒,它結束了幾千年的古代文明。其次,迄今為止,人類一直依靠軸心期所形成的價值觀念而生存。再次,軸心期的文明逐漸覆蓋了地球上的所有文明。最后,中國、印度和西方這三個地區,從相遇開始,它們之間就可能存在著一種深刻的相互理解。③

   雅斯貝爾斯的軸心期理論有很多值得商榷之處,例如他把中國、印度和西方都稱為哲學就太過寬泛,不一定恰當。佛陀、瑣羅亞斯德、猶太先知……屬于宗教,而中國的先秦諸子既不同于哲學,也不同于宗教,只有希臘思想是嚴格意義上的哲學。不過這并不妨礙我們以所謂軸心時代作為一個解釋框架。顯然,與軸心時代相比,此前幾千年的古代文明是傳統,然而與17世紀以來在西方發生繼而波及全世界的現代社會轉型相比,軸心時代則淪落為了傳統。雖然自軸心時代以來,各大文明的傳統觀念對世界的影響持續了2000多年,西方人“言必稱希臘”,中國人則時常要回到先秦諸子百家去,但是這些傳統觀念現在逐漸失去了對現實的影響力。

   這就是我所說的軸心時代的沒落。

   我們可以把17世紀以前的西方社會看作是傳統社會,雖然有各式各樣的變化,但是人們的觀念是尊崇傳統的,文藝復興以古希臘羅馬為經典,宗教改革要求回到原始基督教的觀念,都在“向后看齊”。然而以哥白尼日心說的提出為標志,解釋世界的傳統方式出了問題,開普勒在證實了日心說的同時也揭示了古人的錯誤,而17世紀的科學革命和18世紀的啟蒙運動則開啟了未來,我們可以把它們看作西歐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開始,由此而發生的社會變革史無前例。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一書的最后一章說了這樣一段話:“盡管社會情況、法制、思想和人的感情方面發生的革命還遠遠沒有結束,但它所造成的后果已遠非世界上迄今發生的任何事情可比。我一個時代一個時代地往上回顧,一直追溯到古代,也沒有發現一個與我現在看到的變化相似的變化。過去已經不再能為未來提供借鑒,精神正在步入黑暗的深淵。”④在某種意義上說,托克維爾觸及了現代性的核心亦即無限開放的未來,一方面由此而形成的現代社會向未來開放而不再靠過去的指引,未來社會的發展已經在歷史中找不到先例;而另一方面正因為如此,我們只能在黑暗中探索。就文明的歷史發展而論,軸心時代形成的傳統觀念雖然仍舊潛移默化地發揮著作用,但是逐漸失去了對現實社會的決定性影響。我之所以說傳統“逐漸”失去了影響力,是因為它持續的時間夠久,足以使我們在無所察覺的情況下習慣了改變,或者說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意識不到變化。不過僅就哲學而論,可能更為重要的原因是,顛覆傳統的因素原本就植根于哲學傳統之中。關于這方面的問題,我們將在第二部分討論。

   簡言之,未來哲學成為迫切問題的最重要的社會歷史背景是軸心時代的沒落。

   如前所述,軸心時代形成的各大文明之核心理念如希臘哲學影響了世界2000多年,即便是17世紀西歐少數國家開始向現代社會轉型,傳統觀念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而軸心時代的沒落,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尼采所說的:上帝死了。通常我們只是把“上帝死了”看作是西方人的事,而且只是基督徒的事,它標志著建立在基督教神學基礎上的歐洲價值觀念的崩潰,殊不知伴隨著全世界被西方引領而走上了現代化的道路,“上帝死了”所體現的不僅是宗教意義上的而且是傳統觀念的衰落,從而構成了全人類的命運。全世界在走上現代化道路的同時,都在不同程度上實現了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這意味著原本在傳統社會中起著決定性作用的傳統文化失去了土壤,越來越與現代社會格格不入。因此,不僅僅是基督教的上帝逐漸失去了對現實的影響力,而且像存在、實體、天、道等傳統觀念也是如此。就此而論,古代社會人類打造的防御虛無主義的鎧甲分崩離析,我們重新暴露在虛無主義的威脅之下。

   然而,人們也許并沒有意識到危機,甚或以為言說危機實乃聳人聽聞。在很多人看來,我們貌似生活在有史以來最好的時代,所以此時此刻強調虛無主義的威脅有點兒“盛世危言”的味道,其實不然。之所以讓我們有“盛世危言”而非“危世危言”的錯覺,是因為我們陷入了海德格爾稱之為“無急難的急難”狀態:我們貌似生活在兩個分裂的世界:一個是由科學技術(主要是技術)統治的世界,看起來一切都井井有條秩序井然,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另一個則是人文的世界,呈現為價值多元化、道德相對主義的混亂局面,問題叢生而且難以解決。科學技術的世界無限膨脹,以至于把人文的世界擠壓到了邊緣,甚至到了可以忽略不計的程度,其結果類似馬克斯·韋伯所揭示的“理性化的悖論”。在科學技術面前,虛無主義像人類面臨的所有問題一樣不再是問題,我們失去了急迫感。

   如前所述,在某種程度上說,軸心時代各大文明相繼形成的核心理念都是出自對虛無主義的回應——作為有限之存在的人類需要過一種有意義的生活,不滿于自身有限性的人類向往無限永恒的理想。以希臘哲學和基督教哲學為源頭的西方哲學影響西方社會并且產生了世界性的意義長達2000多年,終究隨著軸心時代的沒落而沒落,而哲學的沒落則體現為形而上學的終結。

  

   二、形而上學的終結

  

   希臘哲學繁榮于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時代,不過他們的思想變成傳統則是后來的事。經過中世紀基督教的哲學化,先是柏拉圖后是亞里士多德成為基督教可以利用的哲學資源,尤其是文藝復興使得古希臘羅馬的文獻成為經典。由此,希臘哲學成了后世西方哲學的基礎,而真正構成某種傳統的應該是希臘人的思維方式。看上去西方哲學與始終由古代圣賢主導的中國思想不同,被人們當作傳統的希臘哲學自身就蘊含著批判精神和創新理念,任何人只要隨便瀏覽一下哲學史就會看到,哲學家們奉行的是亞里士多德的名言:吾愛吾師,但吾更愛真理。我們往往沉浸在歷史傳統之中,而被我們奉為經典的哲學家們卻從來不把傳統當作傳統來接受,哲學始終在超越自身的過程之中。不過,看上去不斷在創新的哲學的確也形成了某種傳統,或者說,內容上似乎在不斷地創新,而由希臘人奠定的思維方式卻始終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借用托馬斯·庫恩的“范式”概念,我們可以把從柏拉圖到黑格爾的西方哲學看作是一種“范式”,它規定著哲學問題乃至解決哲學問題的基本思路。當然,我們僅僅是“借用”范式概念來說明問題,實際上哲學與自然科學不同,從來沒有形成過哲學家們共同認可的統一的科學理念,哲學領域始終處在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混戰”之中,以至于人們往往把哲學史看作是死人的歷史。但是,既然我們把2500多年的哲學史稱為哲學史,把歷史上的哲學家稱為哲學家,那就意味著其中總有某種共同的東西,這種東西構成了哲學之所以被稱為哲學的基礎。

形成傳統的時代一定是創新的時代,而傳統一旦形成就不再有創新,或者說不再需要創新,(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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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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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社會科學戰線》第2018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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