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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旺:直觀與同情

——閔可夫斯基現象學精神病學的方法論反思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81 次 更新時間:2019-04-17 23:50:13

進入專題: 直觀   同情   閔可夫斯基  

黃旺  

   內容提要:在現象學精神病學乃至一般認識論中,始終存在著主體是否及如何能夠經驗陌生意識(瘋狂意識)、理解他人之心的“不可知論”威脅。以閔可夫斯基為代表的現象學精神病理學將理解精神病患者的主觀世界作為其目標,這使得他們必須以克服“現代精神病學中的不可知論”為前提條件。圍繞該問題,文章闡述了閔可夫斯基精神病理學的直觀與同情的工作方法及其特征,然后將其放入現象學與解釋學理論中加以反思,借以揭示其基本原理。在此基礎上,文章得出結論:一方面,直觀與同情作為一種區別于科學觀察的“內在認識方式”,是我們得以理解陌生意識,克服不可知論的唯一途徑;但另一方面,作為“實項內容”層面的意識,它不能被自我之外的任何他人經驗到,這要求我們將他人作為一個主體來尊重。

   關鍵詞:直觀/同情/同感/解釋學/他人之心/現象學精神病理學

   標題注釋: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項目“現象學視域下的遺忘及其形而上學與倫理政治效應”,浙江省教育廳國內訪問學者專業發展項目。

  

   以雅斯貝爾斯、閔可夫斯基、賓斯旺格等人為代表的現象學精神病學致力于對精神病患者的主觀心理經驗的描述和分析,借此展開對各種精神障礙的病理學研究和臨床治療。這種研究路徑區別于傳統的精神病理學,后者基于自然科學的方法論,以對癥狀的客觀、外在和可量化的觀察為手段,建立起對各種精神疾病的分析框架。這兩種研究路徑的區分,可以粗略地被視作是自然科學的“說明”路徑和精神科學的“理解”路徑的區別,或者也可被概括為“第三人稱進路”和“第一人稱進路”的區分。①當然,在這兩個極端之間,還存在一些中間形態,例如,以弗洛伊德為代表的精神分析,以及以認知—行為治療為代表的部分心理治療學派就調和了兩者,或者說處于兩者研究路徑之間的張力和沖突之中。②

   但我們立即會詢問,這種對精神病患者的主觀經驗的第一人稱描述如何可能?如果按照現象學精神病學家的看法,我們要做的是把握精神病人的主觀心理狀況,“患者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即“理解病人如何經歷他的世界”,那么在研究者缺乏對“他人之心”的第一人稱通達的情況下,這種理解的努力如何可能成功?我們真的能借此通達一個“瘋狂意識”嗎?如果我們自認為已經把握了瘋狂者的心理世界,我們如何保證這種理解不是對對方的一種歪曲,不是用一種透明的、清晰的意識去曲解另一種并不透明的意識,就像利奧塔指責拉康對無意識的分析最終是用清晰的意識的語言結構曲解了無意識那樣?此外,如果借此方法足以理解諸如幻覺的意識,為何作為現象學家的薩特為了對幻覺和精神錯亂進行現象學直觀和描述,會決定冒險服用致幻劑麥斯卡林?而現象學精神病學如果不能有力地回答這些問題,就將導致“現代精神病學中的不可知論”③。

   基于上述問題,本文擬澄清以閔可夫斯基為代表的現象學精神病學的工作方法,進而將該方法放回到現象學和解釋學的理論背景中加以反思,以回應現代精神病學乃至一般認識論中的不可知論威脅。

  

   一、現象學與精神病理學

  

   現象學所朝向的是被給予的意識事實本身,是對意識生活的描述和分析,與之相同,現象學精神病學朝向的是患者的意識生活。但胡塞爾所開創的描述現象學方法(對自然世界和既有知識的懸置、本質還原)最初針對的只是自我的意識,是通過“自由想象”的方法對被給予的自我意識的本質直觀,而他人的意識經驗,尤其是與之極為陌異的精神病患者的意識經驗并沒有被納入進來,因為現象學研究的是意識的“可能性”,是意識的本質結構,意識的諸現實形態(包括那些病態形態)僅僅是通達該本質形態的途徑和手段,而它完全可以避開陌生意識而僅通過自我的“自由想象”來完成,當然更不必借助病態的意識經驗。因此至少在描述現象學階段,胡塞爾的現象學方法屬于“方法論的唯我論”,而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的此在分析,盡管談到了所謂的“共在”,但此在本質上依然是一個“孤獨的此在”。只是到了先驗現象學階段,胡塞爾才開始處理陌生經驗問題,試圖使陌生經驗和人格在先驗自我的意識中被構造出來。現在,姑且不論這種交互主體性現象學是否實現了對陌生經驗的真正通達和是否尊重了他人經驗的他異性,毋庸置疑的是,雅斯貝爾斯、閔可夫斯基和賓斯萬格均表明自己立足于描述現象學和早期海德格爾來通達病態經驗,而拒斥先驗現象學還原,這就留下了一個至少表面看起來需要解決的問題:現象學精神病學家們如何能借助一種有“唯我論”傾向的方法來完成對患者的主觀經驗的描述?

   對此,雅斯貝爾斯指出,現象學精神病理學要把握的是患者的主觀癥狀,也即患者的恐懼、痛苦、快樂等情緒及其內在進程。而它們本身并不能如治療者自身的經驗那樣被現象學直觀到,只能或者通過對方的物理伴隨被感覺到,例如通過觀察患者的表情;或者通過病人對自身經驗的陳述(借助治療者的問詢)。因此,現象學精神病學所依賴的事實,最初與自然科學范式的精神病學所依賴的是相同的事實,即患者的各種外在表達。主觀癥狀所依賴的事實,依然是與客觀癥狀相同的那些外在事實(而非流動著的意識經驗本身),只不過我們現在以一種與前者不同的方式去把握它,也即不是外部地加以觀察、歸納、推論,而是試圖借此“看入”或“參與”到對方的心理世界中去。由此,問題就在于,這種“看入”是如何可能的,它對病人心理的把握是否可靠?雅斯貝爾斯說:“由于我們不能如對待物理現象那樣,直接知覺他人的心靈,這永遠只能是當下化、同情、理解的事情,我們只能根據情況通過對心靈狀態的外在特征的系列枚舉,通過對他人心靈現象發生條件的枚舉,通過感性的直覺類比和符號化,通過一種感應呈現,來知覺他人的心靈現象。”④由此,現象學精神病學把握病態經驗的方法就集中落在“當下化、同情、理解”等方法上。

   在現象學精神病學方法所依賴的直接身體表達(如表情)和語言表達(如病人的自我陳述和可接觸到的生活史材料)這兩大類事實基礎中,賓斯旺格相對而言更加倚重后者,而閔可夫斯基更倚重前者。賓斯旺格說,“要解釋的現象在很大程度上是語言現象。我們知道,存在的內容在哪里都不能比通過語言得到更清楚的發現和更精確的解釋;因為正是在語言中我們的世界設計才確切地安置和清楚地說出自身,并因此在那里得到探知和傳遞。”⑤因此,他廣泛地借助“自發的豐富材料和即刻可理解的言語表現,例如自我描述、夢的記錄、日記記錄、詩歌、信件、自傳的草稿”。⑥針對這種材料,他采取的主要是現象學解釋學的文本詮釋方法,也即對之加以同情的“理解”和解釋,而非科學方法式的“說明”。由此,他通過海德格爾的此在的生存論分析,將病人的心理世界描述為一種獨特的“在世存在和超世存在”的世界籌劃。“在存在分析中吸引我們注意力的毋寧說是語言表達和表現的內容,是它們指出了世界設計或說話者生活的或曾經生活于其中的設計,或者簡言之它們的世界內容。”⑦因此對他來說,向陌生經驗的跨越一方面可以通過同感、“感應”來完成,但更重要的是病態意識本身也是一種在世存在的特殊籌劃方式,所以存在分析通過這一共同的在世存在結構而在正常心理世界和病態心理世界之間架起了橋梁,“討論過很多次的將我們的‘世界’與心理疾病患者的‘世界’分割開來且令兩者的交流變得如此困難的鴻溝,不僅得到了科學的解釋,而且通過存在分析被科學化地架構了橋梁。現在我們不再停止在那個所謂的邊界上,即在我們能夠移情(Einfühlung)與不能移情的精神生活之間的邊界。”⑧

   綜上,現象學精神病學家們的方法在根本上是一脈相承的,理解了其中一人的工作方法,也就容易理解其他人的工作方法。只是相對于賓斯旺格而言,閔可夫斯基更側重通過對生命的直接表達(如表情和行動)來理解病人的陌生意識,他所依賴的方法也同樣不同于外部的觀察、機械的方法,而主要借助于他所謂的“直觀”和“同情”的理解。下面我們將進一步分析閔可夫斯基的現象學精神病學方法,然后將其納入現象學方法和解釋學方法的整體理論視野中來加以反思。

  

   二、澄觀與同情:閔可夫斯基的直觀方法

  

   閔可夫斯基通達陌生經驗的方法同時受柏格森的生命哲學和由胡塞爾所開創的現象學的影響。他自陳:“之后胡塞爾的現象學與柏格森主義在我的思想中結合起來,這兩者都指向對直接被給予物的觀看,彼此密切關聯。”⑨由此,他在把握病態經驗時也就主要依賴直觀(l'intuition)的方法,而反對自然科學以歸納和抽象為特點的外部觀察法,因為后者是以“推論思維”為特點的,所以它無法把握世界的無限生成(也即綿延)本身,而生成本質上是非理性的。“因為時間就是那樣的東西,如果人們要分析它或至少弄明白它,就要求一種特別適合于它的本性的方法。柏格森曾提出了直觀的方法。”⑩在閔可夫斯基那里,個體的內在心理世界被視作親歷的時間(le temps vécu,生命時間),所以其現象學精神病理學所采用的方法也是柏格森式的直觀(11)方法,而非是胡塞爾的現象學本質直觀方法。在柏格森看來,所謂的直觀乃是對綿延的直接認識,它能以內在的方式把握生命本身,而自然科學的方法以空間的方式對待綿延,將時間空間化,將生成轉變為存在(存在者),使世界被人為地劃分為彼此分隔的實體和概念。當科學用這樣一套概念框架來把握對象時,它是出于實踐行動的必要,以便實現對對象的操縱,但這種方法并不能實現對生命的直接認識,后者只能通過直觀來進行。“關于有機創造,關于真正構成生命的進化現象,我們無論如何都不能對它們進行數學處理。”(12)因此,我們能夠以理智來把握無機物質,但卻必須以作為本能的直觀來把握生命。“科學圍繞其對象,盡可能多地從外面考察其對象,把對象拉過來,而不是深入對象。但是,直觀能把我們引到生命的內部,即本能是無偏向的,能自我意識,能思考其對象和無限地擴展其對象。”(13)

   在閔可夫斯基看來,患者的陌生經驗及其人格正是典型的生命現象,因此精神病學家只要通過柏格森式的直觀,即直觀其患者的行為及其整體表現,就能夠以內在的方式把握到病態經驗。“的確,我們對個體過去的知識在我們關于他的判斷中構成一個重要部分。然而,常常當我們和他在一起且不得不對他做判斷時,這一知識被在單個行為中滲透(洞察,pénétrer)他的整個心靈的需要所超越;關于其過去的知識僅僅以次級的方式參與進來,作為理性類型的單純指示。因為了解個體的過去整個行為而對之有信心,這完全不同于在他生命中的嚴酷時刻,在他告訴我們一些事情時,盡管有個體在我們那激起的各種不信任,仍試圖去洞察他是否是真誠的。在第一個情形中,我們具有歸納的知識,在第二個情形中,是通過洞察而獲得的直觀的知識。在生命中知識的第二種類型絕不比第一種類型次要;我們常常求助于它,并且它總是構成最高的標準,比所有其他標準更為重要的標準。我們現在必須在精神病理學事實的領域中發展該標準。”(14)這種直觀,本質上乃是一種“同情”,是將自身生命的整個人格和全部過去投身于其他個體,攜帶著情感和自身“生命沖力(élan)”去穿透對方的內在經驗的方式。“理智的同情、滲透、借助情感的診斷——無論它針對的是正常的心理還是病理學的心理——構成一個特有的行為……”(15)只有憑借這一特有的滲透到其它生命中去的行為,我們才能建立起“與現實的生命關聯”。“我們這里所考慮的,乃是在洞察他和與他一起感受一事(un)時,以協調的方式與周圍生成一起前進的機能。我們這里也用‘親歷的同時性’這一術語來指這一被考察的現象。”(16)

進而,以更為嚴格的方式,閔可夫斯基給出了兩種不同類型的直觀,他分別稱之為澄觀(contemplation)(17)和同情(sympathie),(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進入專題: 直觀   同情   閔可夫斯基  

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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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浙江社會科學》第2018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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