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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勇:論教育研究方法論要擺脫唯實證主義的三個“崇拜”

——兼談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辯證方法論開展教育研究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219 次 更新時間:2019-04-17 23:59:16

進入專題: 教育研究   實證主義方法論  

姜勇  

   內容提要:2014年以來,中國教育學界涌現出一股大力倡導走向實證主義、擁抱實證主義、推崇實證主義的方法論轉向的浪潮。教育研究走向“實證”范式的轉型在客觀上推進了研究的科學性、精確性、可靠性。教育需要有實證的研究,需要有自然科學特別是信息科學、認知神經科學、生命科學等的參與,以形成跨學科的宏大視野、全新格局,這無疑有助于推進教育研究收獲新的發現、新的成果、新的思想。然而,教育學科的長足發展,不僅需要自然科學的加盟,作為一門研究“如何成人”的學科,它更需要與文學、美學、倫理學、哲學、人類學等人文與社會科學聯姻,教育研究不僅僅具有自然科學研究的屬性,它更具有藝術與審美的人文科學研究的品性。我們呼吁教育研究在方法論上必須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方法論立場,從而真正推動中國的教育研究進一步走向繁榮。馬克思主義哲學不僅體現在其科學的政治學、哲學、經濟學思想,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其獨樹一幟的科學的方法論體系,這種方法論體系既注重事實和經驗,又超越了具體、微觀、瑣碎的“證據”,并在“總體性”理論思維中經過唯物辯證法的有效運用,從而達到了對內在本質和規律的充分揭示和把握。可以說辯證方法論是馬克思主義學說在方法論上的重大創新和突破,值得人文學科、社會學科、自然科學的工作者們認真學習與繼承。首先,教育研究要擺脫唯實證主義方法論的“證據崇拜”,走向有思想、有精神、有靈魂的“隨機應變”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方法論的“總體性”研究。其次,教育研究要擺脫唯實證主義方法論的“強力崇拜”,走向以豐富、多元、靈動為重要特征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方法論的“關系性”研究。再次,教育研究要擺脫唯實證主義方法論的“‘測得準’崇拜”,走向以生成性、發展性為重要特征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方法論的“運思性”研究。

   關 鍵 詞:教育研究 實證主義方法論 馬克思主義辯證方法論

   標題注釋: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項目(15YJA880028)“基于概化理論的教師培訓課程標準的研制研究”課題的部分成果。

  

   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領域究竟該選擇何種方法論的爭論始終貫穿著學科發展的歷程,教育研究領域也不例外。自《大教學論》(Great Didactic of Comenius)一書標志著獨立形態的教育學的誕生以來,教育研究在方法論上始終在實證主義與非實證主義之間徘徊。方法論的爭論不僅影響著教育學者對研究問題、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工具、研究策略的選擇與應用,而且還反映了教育學者的宏觀理論立場與其背后固有的哲學信念與信仰。近年來,實證主義方法論以其基于證據、可量化及可重復性操作的特點,備受學界推崇。認為實證研究的成果是更新教育決策和鑒別教育理念正誤的標尺,教育研究必須全面轉向以實證主義方法論為主體,并視之為未來提升中國教育研究質量和影響力的必然選擇,倡導全面走向實證主義,以跨學科的宏大視野加強教育科學與自然科學的交叉融合,從而引領教育研究范式的轉型。呼吁教育研究的全面轉向,特別是在方法論上全面走向“實證主義”的研究范式,這不僅不是一場教育思想上大的解放、大的突破、大的創新,相反會使得原本有著豐富多彩、趣味紛呈、意境悠遠、運思機斷的多種教育學研究的范式與方法被逼入“實證主義”方法的一條通道,那將不是教育學研究的輝煌,恰恰是教育學研究的“青蛙之災”。[1]

   早在古希臘時期,比如斯多葛主義(Stocism)、古典原子論(Classic Atomisticism)以及懷疑論(Skepticism)的著述中就有了實證主義的影子,而真正提出“實證主義”(Positivism)這一學術概念并將其作為方法論體系予以發揚光大的是法國哲學家、社會學之父孔德,其撰寫的6卷本《實證哲學教程》(Course of Positive Philosophy)是實證主義形成的重要標志。他提出的人類從神學到玄學再到實證階段進化的三階段遭到了馬克思主義學者的批判,馬克思主義學者認為其實證階段(即走向科學的階段)并非是哲學的解放或新生,而是理性的異化,使主體陷入“無思”的境地。縱觀西方哲學、社會學等學科的傳統與發展歷程,我們可以發現其是以“堅持實證”與“反對實證”為重要線索而展開的,其間穿插著許多哲學與社會學的理論流派。而反對“實證主義”的幾乎涵蓋了所有有著深刻影響的西方哲學和社會學領域的諸多流派,包括新康德主義、馬克思主義、新馬克思主義、現象學、存在主義、符號互動論、解釋學、生命哲學、擬劇論等等,這些理論在批評實證主義、弘揚研究中人的精神性一面達到強烈的共識。繼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ber)之后,反實證主義的思潮蔓延至德國之外的許多歐洲國家,甚至在實證主義社會學占絕對統治地位的美國也形成了許多重要的學者與流派。領袖式人物費耶阿本德(Paul Karl Feyerabend)的可貴之處在于曾經作為一名科學哲學家的他有力地揭示了實證主義者的“證明方法”中的漏洞,“這樣的漏洞遠比我們想象的要深刻,以致于在某種關鍵時刻,嚴格的證明并不比其他方法(比如他提出的反歸納法)要高明多少,甚至對科學研究可能還是有害的”。[2]其撰寫的《反對方法:認識論的無政府主義》是對實證主義方法論作總體性批判的巨著。作為一名科學哲學家,費耶阿本德原先是一名堅定的實證主義方法論的擁護者,但后來卻成為當代科學哲學學者中最大的異端,甚至被視為實證主義哲學的掘墓人和送葬人,他對于經驗主義、實證主義、工具主義、理性主義的批判和反戈一擊最為致命。所以很多哲學家、社會學家將《反對方法:認識論的無政府主義》一書不僅視為一部對實證主義的批判書、審判書、宣言書,而且更視為一個重大的“事件”。[3]

   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以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方法論為基本立場展開了對實證主義方法論的有力批判。馬克思主義哲學不僅體現在其科學的政治學、哲學、經濟學思想,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其獨樹一幟的科學的方法論體系,這種方法論體系既注重事實和經驗,又超越了具體、微觀、瑣碎的“證據”,并在“總體性”理論思維中經過唯物辯證法的有效運用,從而達到了對內在本質和規律的充分揭示和把握。美國著名馬克思學家諾曼·萊文(Norman Levine)高度評價了馬克思主義學說在方法論上的光輝與跨時代意義,“馬克思的辯證法是社會分析的方法和作為人類行動指南,它是馬克思整個體系中的最重要的方法”,[4]正如國內許多學者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方法論普遍的、一致的觀點,“它是包含真理的體系哲學,也是科學的革命的方法論”。[5]馬克思主義辯證方法論為開展教育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和可能性,是“實證主義”與“反實證主義”的歷史交鋒下的正確選擇,是教育研究的科學化的方法論體系,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辯證方法論對開展教育研究的重要意義。

  

   一、教育研究要擺脫實證主義方法論的“證據崇拜”,走向“擇宜”的澄明之境

  

   (一)“證據崇拜”論:唯數據才能發聲

   1.被遮蔽的教育研究者的主體精神

   “證據崇拜”論者只相信數據或證據所反映的所謂的“事實”,而忽視人的主觀理性和主體精神,排斥人類所需要的信仰和對未來的希望之光。對此,費耶阿本德曾引用過愛因斯坦在論證科學與哲學的區別之時提到過的與神學和哲學相比,科學反而具有某種“機會主義”的屬性,并用此來批評作為科學家的伽利略的“機會主義”之路的迷誤與迷途,“伽利略只要覺得自然改革了自己的程序,只要覺得自己遇到由人類心理和生理造成的障礙,他本人就會改變自己的方法”。[6]伽利略的這種善于“審時度勢”的“機會主義”特征,即完全依據科學的實證研究所獲得的所謂的數據與證據來“任意”解讀其背后的可能原因和道理的能力,表面上看是“科學”的,是唯實證的,是唯依據或證據、數據和事實的,但在費耶阿本德看來伽利略卻成了“科學”的“仆人”,而絕不是有人類精神和主觀能動性的主體。這是一種典型的缺乏信仰、沒有精神、沒有靈魂、沒有思想,沒有價值追尋的“機會主義”者。因為只要有所謂的數據或者證據,就“什么都行”“什么都可以”“什么都能解釋”“什么都會自圓其說”。同樣,完全走向實證主義,這不僅不是教育研究的幸事,反而極大可能會導致教育學者迷失信仰、遮蔽理性、失落精神、牽絆心靈。那種唯有獲得數據,取得證據,才可以“發言”的觀點與主張,會使許多原本有思想的教育學者逐漸遠離了原創精神與智慧的火焰。教育研究離精神世界漸行漸遠,知識的荒漠之上隨手可撿的只是“數據”或“證據”的沙礫,唯有思想的海洋之中才會有亮麗的珍珠與貝殼,但它卻成了我們遙遠的他鄉,成了觸不可及的遠方。

   2.“現象”即“本質”,被抽離的運思之智

   因為迷戀于所謂的客觀的數據、可靠的證據,所以教育學者的心靈就會變得封閉,甚至變得只愿意去研究那些容易獲得數據或證據的問題,而不愿去進行真正奠基教育精神世界的宏大的運思,“以管窺天,以錐刺地”的使命被拋置腦后。真正好的教育研究必須要有運思之智,要有探尋精神之思,要以辯證方法論來科學、有意義、有思想地把握“現象”所呈現出的本質。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方法論是真正科學的,有思想的、有精神的、有靈魂的、有信仰的和有靈動性的方法論,正如列寧(Lenin)曾對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方法論作過這樣的高度評價,“反映世界之普遍概念必須是經過琢磨的、整理過的、靈活地、能動的、相對的、相互聯系的、在對立中統一的。這樣才能把握世界……概念的全面的、普遍的靈活性,達到了對立面同一的靈活性。這就是實質所在。主觀地運用的這種靈活折中主義與詭辯。客觀地運用的靈活性,即反映物質過程的全面性及其統一性的靈活性,就是辯證的方法論,就是世界的永恒發展的正確反映”。[7]列寧的上述表述可以說是真正為我們指明了好的教育研究所必須要堅持的方法論立場即馬克思主義的辯證統一的方法論思想。

   3.“既定”情境:被“概化”的社會圖式

   馬克思之所以強烈批判孔德所創建的實證主義,甚至后來連社會學這一學科概念也不愿意使用,是因為他敏銳地看到了實證主義的“證據崇拜”及其背后的機械客觀主義的本性,將社會變遷與發展視為一種所謂“科學”的既定性、不變性。馬克思認為實證主義者只看到各種割裂、局部、分離的數據或證據,卻完全不懂社會現象的社會歷史性質,將社會現象從其所處的社會歷史情境和文化背景中孤立地抽象出來,這樣的數據或證據顯然是缺乏整體性、思想性、政治性和能動性的,因而只能依據數據或證據泛泛地討論“財產”、“所有制”、“人性”及其之間的基于數據的因果關系。對此,馬克思曾鮮明地批評他們完全不能理解資本主義制度背后的政治分析,卻只看見了一些微觀的數據或證據,“當我們對一個資本主義社會進行觀察時,我們可以從‘人口’這樣的‘實在和具體’的現象開始,但是仔細地考察起來,卻發現這是錯誤的。因為‘如果我拋開構成人口的階級,人口就是一個抽象。如果我不知道這些階級所依據的因素,如雇傭勞動、資本等等,階級又是一句空話。而這些因素是以交換、分工、價格等等為前提的”。[8]

   (二)“總體性”論:走向“擇宜”的澄明之境

作為一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學者、政治活動家、文化批評家、哲學家盧卡奇(Ceorg Lukacs)在其扛鼎之作《歷史與階級意識》(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中對實證主義進行了有力的鞭笞,首次運用“總體性”這一范疇來指稱馬克思主義的光輝思想體系和精神。馬克思指出存在著兩種不同性質的總體,一是思維總體,二是現實總體。即使實證主義研究范式有助于把握現實總體,但卻永遠也無法進入思維總體的澄明之境。盧卡奇在馬克思上述觀點的基礎上進一步指明,馬克思主義的辨證方法論才是真正將思維總體與現實總體進行統一的方法論學說,(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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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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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教育發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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