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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偉:農村調查中的研究倫理:基于方法論意義的討論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343 次 更新時間:2019-04-18 14:32:38

進入專題: 農村調查   研究倫理  

常偉  

  

   作為認識實踐的方法和技術手段,農村調查是政府決策者以及學者最常用的研究方式之一,也是他們認識農村現象、研究三農問題最強有力的工具之一。長期以來,針對三農問題的相關研究大多圍繞具體問題展開,鮮見關于研究方法和具體技術的討論,至于研究倫理,在農村調查乃至三農問題研究中的重要性及其體現并沒有得到系統分析。至于在三農問題研究中如何尊重和保護調查對象,研究倫理貫徹與否如何影響到田野調查質量,以及基于調查基礎上的后續研究等更重要的方法論層面上的問題并沒有得到深入討論。有鑒于此,本文擬從方法論層面對農村調查中的研究倫理問題予以討論。

  

一、問題的提出


   (一)農村調查中研究倫理的缺失

  

   在涉及人類的研究中,倫理問題變得愈加重要。學界對研究倫理的關注始于塔斯克基梅毒試驗。1932年至1972年間,美國公共衛生部(PHS)將400名非洲裔黑人男子作為試驗品進行針對未經治療的男性黑人梅毒患者的實驗,秘密研究梅毒對人體的危害。該實驗使大批受害人及其親屬付出了健康甚至生命代價。盡管1972年后美國政府下令徹查并予以賠償,1997年5月克林頓總統代表政府向受害者及其家屬道歉,但對受害人造成的巨大傷害已無法挽回,并對政府聲譽造成極大傷害。此后國際學界對于研究倫理問題給予關注,尊重、受益、公平由此被界定為三個基本的研究倫理原則。研究倫理委員會作為倫理審查機構成立了,并對于研究中涉及的研究倫理問題予以評估。在藥物學研究、兒科醫學研究中,對于研究倫理問題的討論尤為激烈。

  

   中國學界與倫理相關的討論圍繞如下層面展開:其一,哲學層面上的倫理問題。倫理學被定義為研究人際關系中人的行為規范的科學,如近年來關于安樂死、克隆人等熱點話題引發的關于倫理學的討論,實際上也是從倫理學層面討論和研究人的行為規范。生物醫學領域內的相關研究因涉及人體受試者,如何保護研究中的受試者是研究倫理的核心問題之一。其二,圍繞價值中立和價值關聯展開的相關討論。盡管這種討論已持續近30年,并不直接涉及研究倫理,但研究者的立場及其對調查研究的影響已引起關注。其三,國際交往以及伴隨而來的學術倫理討論,這其中既有引入的國外社會科學教材關于研究倫理的介紹,也有相關研究項目,如艾滋病干預與防治項目實施過程中相關討論與培訓活動推動建立的倫理審查制度。這些制度也對中國相關領域內的研究產生了一定影響。以臨床醫學研究為例,2001—2004年和2005—2008年間中華醫學雜志英文版發表的臨床類論文中獲得倫理委員會批準和受試者知情同意的比例雖然相對較低,但比以前卻有較大幅度提高,這表明中國臨床醫學類論文在研究倫理層面有所改善。

  

   上述三個方面均涉及研究倫理問題,但國際學術界研究倫理原則是否適合中國,怎樣在研究中進行變通處理等沒有得到更進一步討論。總體來看,泛泛而論較多,系統討論較少。盡管包括經濟學、社會學等領域內的很多中國學者認為研究倫理很重要,并在研究中對研究倫理問題加以考慮。社會調查必須在研究倫理框架內展開,但就中國而言,顯然沒有得到應有重視。至于三農問題研究和農村調查中的倫理問題,討論尤其不足。在農村調查中,大多數基于道德層面,而非在方法論層面予以討論和貫徹。

  

   (二)基于農村調查經驗的反思

  

   從方法論層面,而非從道德層面討論農村調查的研究倫理問題還與農村調查特點有關。

  

   首先,三農問題研究和農村調查均不可避免地要和農村干部群眾打交道。就農民而言,他們經濟收入相對較低,社會地位處于中國社會底層,并時常受到來自各方面的不公正對待,社會地位差異在一定程度上使他們產生了敏感而自卑的心理。出于自我保護目的,他們對任何來自外界的農村調查往往持抵觸或應付態度。即使農村社會經濟地位相對較高的鄉村干部,與學者相比仍處于弱勢地位,加之被媒體或某些學者“污名化”、“妖魔化”,他們在調研中也時常持抵觸或不配合態度。這些均促使調查者在農村調查中不得不隨時注意和反思研究倫理問題,并及時調整調查方法。

  

   其次,研究主題的敏感性促使研究者在與作為調查對象的農村干部群眾交談中,必須考慮如何讓對方愿意配合調查,取得較為真實可靠的信息,如何讓調查對象放下包袱,如何落實研究倫理中的保密原則,化解可能導致調查失效甚至失敗的不利因素。不僅如此,三農問題研究本身也可能會給農村調查帶來不利影響。農村調查可以借助地方政府或政府部門開展一些必要的前期工作,但地方政府或政府部門出于調查團隊安全,或出于自身政績方面考慮,往往會給予調查活動過度關注。這種過度關注有可能會使得農村調查受到不必要的干擾。

  

   我們不止一次地注意到,在政府領導、政府部門工作人員陪同的情況下,調研對象不敢或不愿回答相關問題,或采取策略性回答行為,致使調查結果失真。這些現實問題均需要調查者依靠自身力量,取得相關各方面的理解、配合與支持,也需要調查者采取更為科學合理的方法與調查對象接觸。

  

   再次,三農問題研究有著深入做農村田野調查的傳統。長期的農村調查經驗表明,研究倫理十分重要。在早期研究中,筆者所在團隊也曾向鄉村干部和農民群眾發放調查問卷,無論從設計層面,還是從操作層面,都有值得商榷之處。這一時期調查面臨的主要問題是怎樣說服調查對象接受調查,并提供真實可靠的信息。在2012年后所開展的政府主導型農地大規模流轉入戶調查以及2015年針對農村留守婦女土地權益的相關調查中,由于在調查過程中較好注意到如何將研究倫理相關原則落實到調查具體細節中,數據質量和應答率均有較大提高和改進。

  

   最后,調查者與調查對象的信任與互動對于調查質量有較大影響。自2006年后筆者所在團隊還針對某些省份農村開展跟蹤調查,并了解相關農村社會經濟發生的變化及其原因。在跟蹤調查過程中,對于如何與研究對象建立長期信任關系以及這種信任如何給學術研究帶來便利有了更深感悟。這些調查經驗促使筆者不斷思考農村調查中的研究倫理與方法論問題,尤其是從方法論視角考察研究倫理問題。盡管農村調查有其特殊性,但其所蘊含的研究倫理和方法論卻具有一般性意義。

  

二、基于方法論意義上的農村調查研究倫理探討


   無論是自然科學領域,還是社會科學領域,學者們都希望自己的研究不僅可以為學科發展貢獻新的知識,也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有助于社會福利改進。研究倫理是科學研究需要遵守的重要準則,大多數社會科學領域內的學術研究均很難回避倫理道德問題。就農村調查而言,從道德層面討論固然重要,但對研究倫理的討論不能僅限于道德層面,還應從方法論層面及方法實施層面來加以考察。這是因為:其一,從道德層面開展倫理探討往往過于寬泛,致使針對性和可操作性問題難以解決,而從方法論和操作層面入手有助于在農村調查中貫徹落實相關研究倫理原則;其二,從道德層面討論研究倫理問題一般強調如何避免調查行為對調查對象構成損害,而基于方法論和操作層面的討論則可以幫助調查者通過貫徹落實研究倫理原則,改進調查程序和調查方法,進一步提高調查質量。

  

   (一)農村調查中的溝通交流與互動

  

   農村調查的調查對象主要是農村干部群眾,他們都是現實中活生生的人。在農村調查實施過程中,并不能簡單地把他們看作單純的調查對象,而是通過調查者與調查對象雙方互動開展的人際交往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研究者的學科背景、研究主體乃至進入現場的方式均會對溝通交流和互動的效果產生影響,進而對調查過程和調查質量產生影響,這些均需要在相關設計的研究倫理層面中加以考慮。

  

   溝通交流與互動的前提是雙方地位平等。在農村調查中,調查者作為調查的發起者、控制者與評判者,具有社會地位、信息等多方面優勢,在有償調查中這種優勢地位更加明顯。要形成相對平等的溝通交流與互動,必須從研究倫理層面加以考慮和改進。這不僅需要依靠調查者的道德自律,還需要學術規范,不能簡單地用“調查有助于社會福利改進”等大道理忽略調查對象的正當權利,忽視調查可能對調查對象帶來的影響和傷害。尤其當調查涉及到收入、離婚等敏感問題時,這種調查更容易對調查對象帶來不快乃至傷害,讓調查對象感到不舒服,甚至感到痛苦,并影響到調查方案落實、調查進度推進以及數據采集質量。因此在農村調查中,調查者必須對調查行為本身可能對調查對象產生的影響加以慎重考慮。

  

   調查中的溝通交流與互動是調查雙方的信息互換過程。調查者無權,更不能強制要求調查對象主動、無代價地配合開展調查活動,即使這種調查十分有利于社會進步。如果調查者非要這樣做,也只能得到敷衍的回答,采集的數據和獲取的信息質量可想而知。因此在調查過程中,調查者必須要考慮清楚自己用什么交換那些自己所需要的信息,這種交換對于調研對象有何價值和意義,這同樣涉及到研究倫理問題。

  

   應該強調的是,溝通交流與互動不僅適用于結構化訪談,也適用于封閉式問卷調查,不僅適用于定性分析,也適用于定量分析,并在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等相關學科中具有廣泛的適用性。但由于溝通交流與互動程度上的區別,盡管定量分析要求盡量克服調查員的影響,力求標準化和客觀化。但事實上,即使是自然科學相關研究,人們都很難克服研究者對于研究對象所帶來的干擾。如著名生物學家古道爾在觀察黑猩猩時注意到喂香蕉可能導致黑猩猩行為的改變,并引以為憾。自然科學尚且如此,更不用說社會科學了。封閉式問卷調查實施過程中,怎樣培訓調查員以及調查員的個性特征均會被帶到調查活動中,通過與調查對象的溝通交流和互動體現出來。如果組織者沒有充分考慮到這些,而只在事后進行反思,那么這種調查本身的質量和可靠性都是值得懷疑的。如果一項調查讓調查對象感到不舒服、悲傷、憤怒,甚至是與調查對象發生語言或肢體沖突的話,那么所獲取的數據和相關資料的可靠性就會打折扣。基于這樣的數據和資料開展的研究,其結果的可信性就無法得到保障?這種研究的意義便不言自明。

  

   (二)研究倫理貫徹與否與調查質量的關系

  

農村調查中溝通交流與互動的效果取決于很多因素,小到調查對象的個人特征,大到地域文化,貫徹研究倫理是要推動而非阻礙調查者與調查對象的溝通交流與互動。作為調查對象的農村居民一般長期生活在相對封閉的環境中,性格保守,接受新事物較困難,具有從眾心理,且對自身利益比較敏感。鄉村干部既具有農民的這些特點,又具有政府官員的某些特點。如果不了解這些,(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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