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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燦榮 金君達:改革開放四十年的中國外交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584 次 更新時間:2019-06-22 23:38:01

進入專題: 改革開放四十年   中國外交  

金燦榮 (進入專欄)   金君達  

   內容提要: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本文借此時機對中國改革開放的四十年外交加以總結,以梳理四十年外交重要事件為研究方法,結合外交事件和四代領導人講話,指出四十年外交的延續性和演變過程。鄧小平同志提出的“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精神,以及和平與發展兩大國際主題都貫穿了四十年外交歷史。隨著世界走向多元化,中國外交開始更多有所作為,并在近年增加了旨在保護中國海外利益、提出合作倡議的新內容。習近平主席的理念與鄧小平外交原則一脈相承,同時也是應中國當前的外部環境而提出。中國四十年外交為改革開放提供了穩定外部環境,避免了重大外交事故,可以稱得上成功。

   關 鍵 詞:中國  外交  改革開放  China  diplomacy  foreign policy  reform and opening-up

  

   金燦榮、金君達:“改革開放四十年的中國外交”,《太平洋學報》,2018年第10期,第1-8頁。

   JIN Canrong,JIN Junda,"China's Diplomacy in the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Pacific Journal,Vol.26,No.10,2018,pp.1-8.

  

  

   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標志著我國改革開放的開始,距今已經過去將近四十年時間。在改革開放的四十年里,我國的外交工作者為經濟發展創造了穩定的外部環境,做到了少犯錯誤、抓住機遇。我國改革開放的四十年基本上與里根推進新自由主義,權力格局從雙極轉向“一超多強”,全球化快速深入推進的世界趨勢同步進行,因此改革開放的四十年外交也可以看作是世界全球化的時期;當今美國特朗普政府力推民粹主義政策,肆意對外發動貿易戰,預示著全球化已經進入一個阻礙重重的瓶頸期;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敵意也隨著近期中美貿易戰浮出水面,這可能帶來外部環境的一系列重大變化。

   筆者認為在改革開放四十年之際,有必要對我國的外交進行梳理,總結各個時代的外交特點、傳承性和變化趨勢。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等概念,既繼承了改革開放以來外交的一些共性,也有與新國際環境和中國發展狀況相適應的創新。縷清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外交工作的脈絡,梳理我國外交政策的發展,對于認識習主席的一系列外交新思路、理解新時期的和平發展道路有重大意義。

  

   一、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外交政策的綜述

  

   中國的外交工作分為大國外交、周邊外交、發展中國家外交和多邊國際組織外交四部分,其定性基本可總結為“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國際舞臺”。十八大以來,根據我國與國際社會的聯系日益密切,外交工作又加上了“一帶一路”等主動加強國際參與的內容,但上述內容并沒有變化,主要可概括為以下幾條。

   (1)對美外交是大國外交的核心。在過去的四十年里,世界格局從冷戰時期的兩超對壘變成了“一超多強”,中美合作的動機隨著蘇聯威脅的下降、臺灣問題反復被炒作而從事實上的盟友轉向競爭,隨后在全球問題日益突出的時代又維持了較穩定的合作關系。改革以來的中美關系遭遇了多次風波,但總體而言控制住了風險,抓住了合作機遇,避免了美中兩國直接沖突。在21世紀第二個十年,中美兩國關系惡化的風險快速上升,中美關系由“好不到哪里去,也壞不到哪里去”變成了“一定好不到哪里去,但未必壞不到哪里去”,因此需要格外重視。

   (2)中國與其他大國的關系在改革開放四十年中以合作為基本主題,是中國外交的重要內容。首先是中俄關系,中俄解決了歷史遺留的領土爭端,并于1996年確立了“戰略伙伴”關系;隨著中國加大從俄羅斯的能源進口,尤其在2008-2009年金融危機期間對俄國施以援手,雙方的經濟往來也日益密切。其次是中歐關系,中歐互動體現了“突出經濟合作,避免政治沖突”的外交原則。雖然歐洲國家的政治姿態、特別是部分國家的干涉主義與我國立場相沖突,中國與歐盟仍然于1985年簽訂《貿易與合作協議》,又于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后召開中歐峰會,以雙邊貿易促進外交關系。目前中國已經成為歐盟的第二大貿易伙伴,歐盟成為中國的最大貿易伙伴,雙方在維護自由貿易上存在相似目標。最后是中日關系,中日關系在改革開放之后曾經隨著日本對華貿易投資熱潮而快速升溫,但臺灣問題、歷史問題和東海領土爭議影響了21世紀的中日關系,日本重新軍事化(即“國家正常化”)的努力也使得中日關系中對抗因素增加。盡管如此,兩國在區域合作、避免地區沖突等方面仍然存在合作機會。

   (3)中國與周邊國家關系基本平穩,除1979年對越自衛反擊戰外,并未發生大規模武裝沖突。一方面,中國反對區域霸權,例如越南在七十年代建立“印度支那聯邦”的企圖。另一方面,中國與周邊國家共同為區域化做出努力,例如亞洲金融危機前后與日、韓、東盟的金融合作,反恐大環境下與中亞國家、俄羅斯建立上海合作組織,以及近期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等。雖然中國與多個周邊國家有領土爭議,但在具體事件上雙方均保持克制,避免了沖突升級。

   (4)中國與發展中國家(又稱南方國家)的聯系隨著全球化推進而不斷加深。首先雙方在全球性議題,如氣候變化、經濟體系改革方面有共同訴求,其次雙方的經貿活動,包括民間經貿往來隨著中國的經濟發展不斷加深,最后我國在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從參與南南合作到主動提出倡議,日益成為發展中國家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要驅動力。

   (5)中國在改革開放以來積極融入全球性國際組織和區域組織,標志性事件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與國際組織愈發緊密的聯系是中國改革的結果,也是深化改革的推進器。在國際爭端中,中國也更多地使用國際組織的游戲規則,在爭取道德制高點的前提下合理合法地爭取權益。

   總體而言,以上成績單保證了中國國內的經濟發展,避免了與世界大國的沖突。中國人口龐大,國內條件多樣復雜,還在推進快速深入的政治經濟改革,以及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城鎮化和工業化。與此同時,我國是世界大國中領土爭議最多、最復雜的國家,還有臺灣問題尚未解決,這些都增加了外交工作的難度。在全球化的四十年里,世界其他大國均做出了國內或國外的重大戰略失誤:美國在贏得冷戰后成為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憑借軍事、經濟上的絕對優勢頻頻干涉別國內政,21世紀更出兵阿富汗、伊拉克兩國;這些海外擴張消耗了美國的大量資源,也損害了美國的政治聲譽,同時在美國和盟國之間制造了裂痕。而歐洲部分大國跟隨美國進行國際干涉,在“阿拉伯之春”中更對利比亞等國采取軍事行動,直接導致難民大批涌入歐洲國家,極端右翼則借助難民危機、恐怖襲擊頻發的社會混亂制造國內政治分裂。日本與俄國均面臨經濟問題,日本九十年代的經濟泡沫造成經濟停滯,此外人口老齡化也對國家財政造成越來越大的壓力;俄國則在西方經濟學家建議下實行“震蕩療法”,幾輪改革導致國家財富被少數寡頭瓜分,國家經濟也陷入日益依賴能源出口的“資源陷阱”。此外西方國家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國際組織推進經濟自由化,提倡包括減少政府干預在內的措施,這些政策在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后遭到廣泛質疑,也給包括歐美發達國家在內的世界各國造成了經濟危機。相比之下,中國外交做到犯錯較少、比其他大國犯錯少、不犯大錯就是成功。

  

   二、鄧小平同志與改革開放外交的總綱

  

   十一屆三中全會標志著我國內外政策的重大轉變,而為我國改革開放政策制定一系列指導綱領的是鄧小平同志。鄧小平將解決“世界和平與發展這兩大問題”作為新時期的主題,將“韜光養晦,有所作為”作為中國外交的指導思想,并對中國先前的外交工作做出一系列具體調整。鄧小平時代的外交思想,在四十年后仍然具有指導意義。

   鄧小平提出的外交思想首先是基于對國內外局勢的清醒判斷。1979年的世界局勢從兩超對峙朝多極世界過渡:在尼克松任美國總統時,美國提出了“世界五大力量”說,將美國與蘇聯,西方陣營的歐洲和日本,以及中國均稱為世界大國,以此孤立蘇聯;與此同時中蘇關系惡化,中美關系在尼克松任期內開始緩和。中美雖然一度非常接近,但兩國關系也受到第三方博弈的影響,例如七十年代中期美蘇通過核裁軍緩和關系,延緩了中美建交的速度。美國1979年1月與中國建交后,很快就在4月通過《與臺灣關系法》;其間中美兩國在反對越南區域霸權等問題上采取了默契的政治態度,但兩國的蜜月期僅僅持續了不到四個月。在此國際背景下,中國的外交政策開始由意識形態掛帥逐漸轉變為不結盟的外交。與此同時,中國自身也屬于國際社會中非常獨特的案例,體量很大,擁有核武器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但經濟水平落后,屬于發展中甚至不發達國家,技術、軍事水平也全面落后于美蘇兩大國。中國必然是世界多極政治中的一極,這種影響力是新中國前三十年的重要遺產。另一方面,中國當時的經濟水平決定了中國應以國內經濟改革、提高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為主要目的,簡單概括就是“少說多做”。

   鄧小平外交思想包含以下幾方面的重要內容:首先是去意識形態化。其次,外交以經濟為主,保證改革開放外部環境。再次,中國的外交是多邊、不結盟外交,不主動介入外部矛盾。最后,中國積極融入西方主導的現有國際體系,并爭取加入國際組織,參與國際治理。改革開放之前,由于冷戰造成西方對我國進行封堵,我國外交一度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從六十年代末期以來,我國與美國關系開始緩和,與蘇聯的矛盾則隨之上升,“一邊倒”的結盟外交開始轉變。到了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反共意識形態強烈的美國總統里根試圖推動臺海兩岸“雙重承認”,而1982年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講話時罕見地反對“兩個中國”,這些都說明以意識形態區分陣營或者過度依賴單一大國都不是我國外交的出路。鄧小平同志在十二大上提出,中國的外交應堅持獨立自主,推行全方位外交。另一方面,鄧小平認為在開放的、聯系日益密切的世界中,中國要想發展經濟,就必須積極融入國際體系。為了積極融入國際體系,中國一方面需要“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①,通過改革和開放與西方國家開展經濟合作,另一方面也需認識到“第三世界僅寄希望于南北問題的解決是不夠的,南南之間還要進行合作”②,在處理好與歐美大國關系的同時也不能放棄多邊外交、與發展中國家的外交。當中國面對潛在沖突,鄧小平認為除非它干擾了現代化或者統一大業,中國仍應保持低調,有節制地使用力量。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與美蘇雙方均緩和了雙邊關系。蘇聯方面,在勃列日涅夫1982年塔什干講話之后,兩國相互釋放友好信號,以黃華外長參加勃列日涅夫葬禮為契機,改善了雙方關系。在八十年代,萬里、李鵬兩位副總理也前往蘇聯參加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兩位領導人的葬禮,以此為契機改善了中蘇兩國關系。鄧小平提出“結束過去、開辟未來”的思想,提出要解決中蘇關系“三大障礙”(蘇聯通過蒙古、越南、阿富汗對中國形成的三面包圍),這些障礙終于在戈爾巴喬夫任期里得到改善。在中美關系方面,里根競選時以強硬的反共姿態著稱,上臺后很快推動了《與臺灣關系法》,向臺灣出售武器。由于當時蘇聯對美國的威脅還在,更由于我國領導層和外交人員的談判努力,(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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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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