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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科技向善”:騰訊的三重冒險 ——一論科技向善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449 次 更新時間:2019-07-21 20:07:13

進入專題: 科技向善   騰訊  

胡泳 (進入專欄)  

  

   2019年5月6日,馬化騰在福州“數字中國建設峰會”上,首次公開發表演講,希望“科技向善”成為未來騰訊愿景與使命的一部分。“我們希望‘科技向善’成為未來騰訊愿景與使命的一部分,希望我們和業界一起來思考與探索,構建數字時代正確的價值理念、社會責任和行為規范,共建一個健康包容、可信賴、可持續的智慧社會。”

  

01 提“科技向善”是一種冒險


   把“科技向善”作為一家企業的愿景與使命,其實是個有點冒險的做法。

   首先,這個提法并不具有原創性,“科技向善”(準確地來說應該是“技術向善”)在英文中稱為Technology for social good或Technology for good,在英國,最早令這一概念開始流行的是影響力投資者保羅·米勒,現為倫敦Bethnal Green Ventures(BGV)管理合伙人兼CEO。Bethnal Green Ventures從2008年的定期周末黑客松起步,到2013年發展為一個成熟的加速器和風險基金,旨在幫助具成長性的初創企業解決健康、醫療、可持續性發展與公共服務領域的問題。米勒寫道:“BGV希望確保技術公司專注于回饋世界,而不僅僅是占領我們的屏幕時間。”

   這家公司在支持那些希望幫助改變世界的科技創業公司方面非常有效。他們很清楚,“科技向善”要想產生大規模的影響,依賴于建立一個更廣泛的技術創新者社區。為此,米勒等人試圖將“科技向善”的理念“正常化”,通過孵化特別有前途的想法,將具體的改善舉措同更廣泛的變革運動交織在一起。

   “科技向善”由此漸漸成為一個擴展到世界各地的運動。例如,2018年5月,50位科技公司CEO齊聚巴黎,圍繞三個主題——教育、勞動力和多樣性——討論如何共同致力于讓科技為善。法國總理愛德華·菲利普在會上引用當代哲學家彼得·帕克的話說:“擁有重大權力的同時,你也被賦予了重大的責任。”

   2010年啟動、由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主辦的Social Good Summit,最近一次峰會(2018年)即聚焦技術和創新如何幫助推動無人不享、無處不在的全球進步。而斯坦福大學在2016年和2017年甚至開設了一門“科技向善”課程,助力學生作出明智的選擇,使用(或支持其他人使用)數字工具來實現自身所關心的社會目標。

   這些聽上去都很美好,但具體到一家大型互聯網平臺,該如何定義“科技向善”的內涵呢?政府對平臺有自己的要求,公眾希望平臺做符合公共利益的事,而平臺,作為一種嶄新的組織模式,是多邊的、網絡化的,規模來自培養建立在業務之上的外部網絡,它又該如何調動復雜觸角、整合多方資源,完成一個看上去并不那么商業的目標?

  

02 你能發現那個對你極為有意義的事業嗎?


   如上所述,“科技向善”的概念已經多方界定,如果要使用這樣一個概念作為自己的愿景和使命,騰訊第一要做的,是賦予該概念以獨到的、符合企業氣質與期望的內涵。

   說到內涵,“科技向善”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找到一個對企業而言有重大意義的事業,是科技向善的大處體現。打開谷歌搜索,一行大字赫然在目:“我們的使命:整合全球信息,使人人都能訪問并從中受益。自 Google 于 1998 年成立以來,Google 搜索已取得長足發展,但我們的使命依然未變”——這是谷歌為自己的搜索事業賦予的意義;阿里巴巴的使命天下皆知: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甚至王興在剛開始做極為接地氣的美團的時候,也給自己安上了一個宏大的理由:人們在哪里花錢,等于是為選擇哪種生活投票。

   想想你的公司的文化和價值觀。有任何事業能凝聚組織、讓組織保持一致嗎?你能發現那個對你極為有意義的事業嗎?這樣的問題之所以重要,不是因為其具有對外宣傳的公關價值,而是因為找到合意的事業會令公司受益匪淺。它不僅可以讓員工更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人才總是被那些有意思的事情所吸引),而且還可以幫助員工看到大畫面,從而提供前進的更大動力:你,作為組織的一員,可以和世界分享什么?你怎么能幫到他人,又在哪里不可或缺?你想和什么樣的人一起共事,加入什么樣的工作場所?愿景和使命都是對人而言的,因為人是一種尋求意義的動物——他們在企業里工作,可不僅僅是為了賺取薪水。

   騰訊雖然在多年發展中成就斐然,但在總結自己的事業意義方面卻較為乏力。比如,打開騰訊的企業文化網頁,里面標明:騰訊的愿景——成為最受尊敬的互聯網企業;騰訊的使命——通過互聯網服務提升人類生活品質。這兩項總結都失之于過大過空,既不可見、也不可衡量,同時也無法予人深刻的印象。

   這里順便提一句,雖然“科技向善”已經被騰訊官方宣布為騰訊新的愿景和使命的一部分,但其網頁至今尚未反映出這個更動。我猜想,這很可能是因為對“科技向善”的實在內涵騰訊尚沒有想明白,也就是說,這個新的使命和愿景仍然沒有能夠避免空洞的老毛病,再次掉入“意義困境”——它不加解釋就不能理解,也因此一定會導致聽眾各自出發給予各自的解釋,而當此時,如果官方的解釋不夠明晰,乃至在眾多的解釋版本中無法勝出的時候,該使命和愿景就可能淪為無足輕重的“片湯”話語——用一句北京土話來形容:說了跟沒說差不多。

  

03 面向整個社會尋求創想


   與此同時,“科技向善”的指向又可以很小。對用戶來說,一個企業的愿景和使命是既看不見也摸不著的,任你如何口吐蓮花,你總是在具體的產品和服務中被感知的。“科技向善”的大口號就此可以化作“科技產品和科技服務向善”。但你不要以為科技向善的小處體現就比大處容易做到。

   由是觀之,騰訊新口號的第二個冒險在于,善是個過于抽象的概念,而技術應用是一樁樁非常具體的事情,在二者之間,如何才能做到無縫連接?

   如果站在一個更高的層面上看“科技產品和科技服務向善”,我以為,它們實際上意味著“創新向善”。所謂“創新向善”是說,如果你正在尋找公司參與創造社會善(social good)的最佳方式,那還有什么是比面向整個社會尋求創想更好的出路?眾包應該深入企業的各項流程,開放應該成為企業的基本特質,“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全球協作模式應該成為企業獲取更強競爭力的藝術和科學,所有這些,將允許你向你的社區——甚至全球社會——提問,讓全社會都來幫助提出你可以實施的創新想法,以最佳和最大可能的方式影響大量人群——而“科技向善”的那個“善”,經由這樣的路徑,得以轉化為“以最大可能的方式影響最大數量的人的產品或服務”。

   眾包、開放和協作,共同指向管理思維上的一場大躍遷,即企業必須向外看,而不僅僅是向內看。比如研發,需改變過去那種要么迎合市場(“用戶的需求就是我們的追求”)、要么居高臨下(“沒有需求,創造需求也要上”)的態度;一句話,你要做到既不仰視也不俯視你的用戶,而是采取一種平等主義的態度:研發是和用戶的合作之事,而不僅僅是研發者的圈內事。

   又如設計,越來越像一個“有心栽花”的過程,即“有意圖的設計”(intentional design)。有意圖的設計,不是設計產品與服務,而是設計用戶體驗。體驗是一種不同于產品或者服務的獨特經濟出售物;在有意圖的設計中,體驗就是產品本身,而并不僅僅是副產品。

   設計體驗要達到一種用戶稱奇(“哇!”)的感覺,為了讓每個用戶都享有令人難忘的、內在獨特的感受,設計者的強烈意圖必須顯現在產品和服務中。如果缺乏這種強烈意圖,用戶就不會發現那些超出產品和服務的重要價值,而這些價值之所以存在,是因為設計師了解每種功能、活動和感覺,我們可以將此稱為“形式內化了意圖”。

   毫無疑問,“科技向善”是一種有意圖的設計,有關如何巧妙開發和利用數字技術來應對社會挑戰。要做到這一點,不光要具備最強大和最靈活的工具,還要把設計方法大幅轉向用戶主導和測試驅動。甚至體察改良社會所用的數字技術是如何建立的,也是“設計向善”的題中應有之義。“設計向善”提倡與用戶共同設計,這將有助于提升和尊重用戶的權利。

   也因此,沒有用戶權利至上,就不會有所謂“科技向善”。當“以用戶為中心”只是你的修辭而沒有化作你的企業邏輯,那么,可以預計,你在“向善”的路上走不了多遠。

  

04 “善”、“惡”定義絕不像字面上那樣簡單


   騰訊的第三個冒險在于,在舉起“向善”的大旗之時,有沒有充分認識到,在大旗之下可能發生的所有技術濫用乃至惡意使用,都會被公眾以放大的目光來審視、以強烈的輿論來審判?

   也就是說,當你提到“善”,人們會聯想到“惡”;你越把自己描述為“善”的化身,人們越有動力去檢視你是否為惡。

   當然,這也并不完全是壞事。至少表明,騰訊有把自己置于公眾的道德顯微鏡之下的勇氣。而且,雖說騰訊的新口號讓人很難不直接聯想到谷歌的“不作惡”(Don't be evil),我必須指出,騰訊定義何為“善”的任務,看上去比谷歌定義何為“惡”,要相對容易一些。

   盡管如此,觀察“不作惡”的口號在谷歌歷程中的沉浮,可能還是會從另一個角度給騰訊以提醒。在谷歌執行董事長埃里克·施密特等人所著的《重新定義公司:谷歌是如何運營的》一書中,施密特寫道:“‘不作惡’這句廣為流傳的谷歌口號其實并不只是字面上那么簡單。沒錯,這句話的確真誠表達了谷歌員工感同身受的企業價值觀與目標。但除此之外,‘不作惡’這句話也是給員工授權的一種方式。在做出決策時,谷歌的員工經常會以自己的道德指針作為衡量標準。”

   “不作惡”當然幫助了谷歌的成長,但施密特一語中的:這簡簡單單的幾個字并不簡單。不出意料,很多人首先會就谷歌對“惡”的實際定義提出疑問。施密特對此質疑的回答有一層言外之意:凡是對用戶不利的事情就是“惡”,畢竟,“我們為用戶而不是網站構建了谷歌”。但這其實馬上就會引來另一個問題:谷歌會認為哪些事情是對用戶不利的呢?

   對用戶不利的,對谷歌來說,也是壞事。這聽上去將企業的道德指南和業務利益指向了同一方向。但我們也很容易發現,谷歌對“惡”的看法是服務于自身目的的。如果谷歌認為自己為互聯網用戶提供了最好的服務,那么將這些用戶引向谷歌的服務并不邪惡,即使如此行為是以侵蝕其他企業為代價的。

   推動人們使用Google+?谷歌會說,這將比你使用吞噬數據、侵犯隱私的Facebook更好。獲取Wi-Fi數據?它只是“被脫機分析以用于其他計劃”——其后必定是為了用戶的利益。谷歌積極避稅?用戶會受益,因為將有更多的錢被用于提供農村地區的互聯網接入。用戶隱私又怎么樣?不少人對谷歌收集的數據量感到不舒服,但谷歌堅持認為數據收集僅用于改善服務,這也最終符合用戶的利益。

   所以,以上這些東西都不是邪惡的。可是我們為什么要相信谷歌呢?我們不信的原因是,我們不認可這樣的邏輯:只要谷歌認為它沒有做壞事,它就不會做壞事。谷歌對這個世界貢獻良多,我的日常網絡行為完全離不開它;但我作為它的一個重度用戶,還是不喜歡這樣的事情發生:谷歌有效地重新定義了“惡”——它認為什么是惡,什么就是惡。

   定義“善”比定義“惡”更容易得體,但要極其小心谷歌的前車之鑒:沒有人愿意把“善”的定義權交到一家公司手里,哪怕這家公司在你的生活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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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胡泳 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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