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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亦儒亦俠是吾師——張東蓀詩里的梁任公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900 次 更新時間:2008-03-06 19:59:14

進入專題: 梁啟超  

朱正 (進入專欄)  

  

   張東蓀同梁啟超有甚深的關系,兩人政治態度和思想傾向很接近,合作進行了一些活動。梁在《歐游心影錄》中說,一九一八年末,他同蔣百里、丁文江、張君勱等人同往歐洲一些國家游歷,上船的前夕,“是晚我們和張東蓀、黃溯初談了一個通宵,著實將從前迷夢的政治活動懺悔一番,相約以后決然舍棄,要從思想界盡些微力,這一席話要算我們朋輩中換了一個新生命了。”

   在思想界盡些微力的一項活動,是一九一九年九月創刊的《解放與改造》半月刊。這事不知道是不是送別時通宵談話中商定的。刊物主編是張東蓀和俞頌華。梁啟超無疑是刊物的精神領袖。一九二○年三月梁回國,不久刊物更名《改造》,梁即自任主編了。

   張東蓀一直到晚年依然對梁懷著很深的感情。這感情在他的詩作中有所流露。他是“行年六十有七始學為詩”,那一年是一九五二年,他剛剛從很高的地位上突然墜落下來,脫離了社會政治生活。這時作詩就成了他精神的寄托:“萬象繽紛默坐時,虛廊淡月耐長思。人天戡破心何寄,馀癦難除遣入詩。”文化大革命開始,抄家,自己焚毀,這些詩作多未保存下來。他孫子飴慈收藏的一些手稿散頁,一共只有一百多首詩,幾十首詞了。可是這里面就有好幾首詩涉及梁啟超。

   有人送了一幅梁啟超寫的對聯給他。聯語為:

   風波舊憶橫身過世事今歸袖手看

   此聯似未收入《飲冰室合集》,也不知是寫贈何人的。看來是晚年所作。他早年不是這樣的心境,戊戌政變后亡命海外,依然毫無退志。在《留別澳洲諸同志六首》詩中,他寫的還是“負風能萬里,零雨已三年。幾度聞雞舞,摩挲祖逖鞭。”還是“回天猶有待,責任在吾徒。”都可見其抱負。事實上他也是這樣做的。中華民國成立,他積極參加政治活動,在反對袁世凱稱帝的斗爭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而這副對聯呢,上聯回憶平生經歷的風波與危難,下聯卻表示已經從積極的政治斗爭中退了下來,于世事只取一種袖手旁觀的態度了。爐火純青,這大約是他任教清華大學時的作品吧。

   這對聯卻引起了張東蓀的共鳴。他同梁兩人的經歷,有某種近似的地方。梁曾亡命海外,張在抗日戰爭時期也曾被囚于日軍的獄中,都是經過大風大浪的。兩人也都參加過積極的政治活動。梁不必說了。就說張東蓀吧,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他念的五十六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員的名單中就有他在內,這就表明了對他政治方面的作為和表現的承認。而到他看到梁啟超的這幅對聯的時候,他也早已退出政治生活了,只能袖手旁觀了。他對這副對聯表現了不同尋常的興趣。他寫了一首《謝大鐘兄惠贈梁聯》:

   不厭車塵過我頻,論交得識膽輪囷。昔同挽手風云會,今羨抽身卷帙親。陽九后前聯似讖,畏三日夜眼翻新。安期譚笑朝朝晤,敢望他年更結鄰。

   我不知道將梁啟超這副對聯送他的大鐘兄的情況。從頷聯看,這位仁兄曾經和他一同參加過一些大的政治活動,卻比他早就抽身退回書齋中去了。有意思的是“聯似讖”三字。這對聯好像是讖語,應驗在他身上了。于是,他作了《書梁任公聯后》二首:

   劫馀遺墨供摩挲,卅載人天眼已磨。袖手吾今觀世事,風波回首幾經過。

   冷雨連宵自忍寒,一朝凄對憶南冠。千秋寂寞如椽筆,只伴孤燈掩淚看。

   這大約是一九五九年前后作,距任公去世三十年了。后來他在《和云雷感懷詩》中又寫了“半生波浪橫身過,老去風云袖手看”,可見這對聯給他印象之深了。

   《題新刊梁任公詩稿墨跡》一詩,我看到兩種手稿,一種是鋼筆所寫,有改動,無標題,當是初稿:

   寥落乾坤幾師友,沸騰肝膽有詩詞。文章四海孤波起,心事千年片石知。共業風雷殷地發,群蜚河漢束身司。浪浪夜聽空山雨,除是思公百不思。

   另一種是毛筆寫,無改動,有標題,當是定稿,唯題中“梁任公”脫落“公”字:

   亦儒亦俠是吾師,衰夢猶能想見之。馬角偶生原可畏,塵羹重睹更何思。文章四海孤波起,心事千年片石知。手上遺編燈畔影,浪浪夜雨倚窗時。

   末句有注:“東坡詩:閑掩陳編吊興廢,窗前山雨夜浪浪。此用其意。”

   “除是思公百不思”,可見思念之切;“亦儒亦俠是吾師”,可見仰慕之深。

   《借得梁任公近著第一輯,內有復余書論社會主義運動者,重讀之,不勝感喟》一首:

   寒夜千披舊賜書,亂絲誰可共爬梳。激風料定千波涌,邀局輸由一子疏。昔日徒憂今日事,何方能按此方圖。獨憐隔界難通語,欲問先生笑我無。

   梁啟超的《復張東蓀書論社會主義運動》發表在一九二一年二月十五日出版的《改造》第三卷第六號,后收入《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好些選本都選了,很容易看到。從這篇八千字的長文中,可以看出梁對這一問題的各個方面都作了很深的思考。張東蓀的意見是怎樣的,我只看到過他在《解放與改造》第一卷第七號上發表的《我們為甚么要講社會主義》,以及《新青年》雜志第八卷第四號(1920年12月1日發行)上《關于社會主義的討論》中的一些材料,這里一共輯錄了十三件有關的材料,其中有七篇是張東蓀的文章,有四篇是回答或批評他的文章和通信。

   一九二○年中國知識界進行了一場關于社會主義的討論,這雖然同第三國際派維金斯基來華推動有關,但更是反映了中國知識分子對現狀失望,想要探求一條新的出路的熱忱。張東蓀在《我們為甚么要講社會主義》一文里就是這樣說的。他說:

   這新思想的發生乃出于對于環境不滿足的直感,……社會主義的發生雖是出于無產階級對于雇主暴虐的環境起一種不滿足的直感,但是對于這環境,卻不只無產階級因為自身的利害要起不滿足的感情,就是其他的人也有時覺得不滿足。所謂“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就是這個。所以對于現在狀態的不滿足,到了近代,已經成了一種普遍的感想;對于現在的環境的改造,到了今天,已經成了一個普遍的要求。你不看見各國的貴族學者都連翩加入社會黨么?這便是個證據。

   張本人就是個在社會上有地位的學者,也在談社會主義了。可以認為這段話也是說他自己。他自己就是這些不滿現狀的知識分子中的一個。那些討論的參加者們,大抵是剛剛接觸到一些從國外引進的名詞術語,理解還不免朦朧,即拿來作為自己議論的依據。有些人已經表示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實際上理解也并不準確。張東蓀是明確宣稱他“不能承認”“社會主義以馬克思的學說為止境”,表明了他同馬克思主義之間的距離,可是他說的“社會主義一旦實行到實際上……非把全地球的舊制度一齊推翻不可”,以及他說的“資本主義的性質有兩點:一個是集中的趨向,一個是壓制的勢力。集中的趨向就是只有小資本集大資本的趨向,……壓制的勢力就是大資本能把小資本吸收了。”這些都是典型的馬克思主義的提法。同是在這篇文章中,他說實行社會主義要“從唯物主義移到精神主義”,說什么“精神方面的思想不解放,道德不改造,那物質方面的經濟組織是不能改造的。”這就同馬克思的提法正好相反了。

   不要責備張東蓀思想的混亂,那時,大家的理論水平都只有那么高。就說正在就這個題目同他論戰的陳獨秀吧,在《新青年》所載《關于社會主義的討論》中,有他復張東蓀的一封長信,其中白紙黑字的寫著:“以先生底知識當然能分別資本與資本家不是一物,但資本與資本家既非一物,即不應因為開發實業需要資本便牽連到需要資本家并資本主義。”他把財富和資本混為一談了。在馬克思主義里,資本是指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馬克思說:“作為資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資本。”(《資本論》第1卷,中文版,第260頁)李達在他的自傳里提到了陳獨秀鬧的這個笑話,李達說:“說這樣話的人,配做共產黨的領袖么?”(見《黨史研究資料》第2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頁。)

   我看也不必苛責古人。鄧小平在一九八五年還說:“我們總結了幾十年搞社會主義的經驗。社會主義是什么,馬克思主義是什么,過去我們并沒有完全搞清楚。”(《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37頁)一九二○年的討論中有些糊涂思想,鬧點笑話,是毫不足怪的。

   回頭來看看張、梁二人的討論。可以看出二人的意見有不少地方是相同至少相近的。作為討論的出發點,梁啟超說,他“確信此主義必須進行”,張東蓀說,“社會主義不能不及早提倡了”。他們都是在一種贊同的態度之下來討論的。“激風料定千波涌”,預料這將成為波瀾壯闊的運動吧。

   馬克思的一個基本觀點,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只能在工業比較發達、無產階級占人口多數、文化水平較高、民主成分較多的國家首先爆發,而且需要在一切或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同時發生革命才能取得勝利。當年張東蓀、梁啟超都是接受了這個觀點的,他們從當時中國生產力發展水平的低下這個現實情況出發,提出了自己的疑問。《新青年》雜志上《關于社會主義的討論》所收張東蓀七件文章和書信,都寫在前引《我們為什么要講社會主義》之后,對問題作了比那時更深入的考慮。在《由內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訓》中,張說:

   我此次旅行了幾個地方,雖未深入腹地,卻覺得救中國只有一條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開發實業,因為中國的唯一病癥就是貧乏,中國真窮到極點了。

   我們茍不把大多數人使他得著人的生活,而空談主義必定是無結果。或則我們也可以說有一個主義,就是使中國人從來未過過人的生活的都得著人的生活,而不是歐美現成的甚么社會主義甚么國家主義甚么無政府主義甚么多數派主義(引者按:即布爾什維主義)等等,所以我們的努力當在另一個地方。

   在致俞頌華的信《長期的忍耐》中,張說:

   貧乏之可患甚于不均,不均可由重新分配之法于短時間內救正之,而貧乏則非短期所能救濟。俄勞農政府之辦法對于不均固完全解決矣,而對于貧乏則尚在試辦。羅素所不滿于彼者或亦在此。

   在此種具有不能產生真社會主義而又易于產生偽社會主義之條件之時代中,止可冷靜研究,并宣傳事業亦可少做。

   孟子說的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兩千年來,這話一直被鼓吹平均主義者所引據。張東蓀以為不然,針鋒相對提出“貧乏之可患甚于不均”。文中提到的羅素對蘇俄的不滿,見《新青年》第8卷第2號所載雁冰譯羅素《游俄之感想》一文。其中說:“我到俄國時自信是共產黨;但是既和這些無疑于共產主義底人接觸了,我反加多了一千個疑團,不但懷疑共產主義,并懷疑到人們不惜忍受許多愁苦以堅求達到的一切信條。”

   梁啟超的好些想法都與張東蓀相近或者相同。在他復張的長信中也提出了這個“生產力標準問題”(用今天的話來說):

   吾以為中國今日之社會主義運動,有與歐美最不相同之一點焉:

   歐美目前最迫切之問題,在如何而能使多數之勞動者地位得以改善,中國目前最迫切之問題在如何而能使多數之人民得以變為勞動者。

   故在歐美提倡此主義,其旗幟極簡單明了,亦曰無產階級與有產抗爭而已。中國則有業無業乃第一問題,而有產無產,轉成第二問題。

   我國今日之大患,乃在全國人民什中八九,欲求一職業以維持生命,且不可得。……故今日中國之社會運動,當以使多數人取得勞動者地位為第一義。地位取得,然后改善乃有可言。

   吾以為在今日之中國而言社會主義運動,有一公例當嚴守焉,曰:在獎勵生產的范圍內,為分配平均之運動;若專注分配而忘卻生產,則其運動可謂毫無意義。

梁認為當時中國社會上的窮苦人中,“實分為勞動者與游民之兩大類”,游民多而勞動者少,而“勞動階級之運動可以改造社會,(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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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zhe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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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書屋》 1998年 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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