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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一寧:陰謀乎?陽謀乎?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4534 次 更新時間:2009-01-18 17:0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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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一寧 (進入專欄)  

  

  一看到題目《“陽謀”是大陰謀〈轉貼〉》,我便以為是我北師大的難友周沙白的文章《“陽謀”織造的風雨人生》引出的大作。可打開一看,只有一行字:“‘陽謀’是自欺欺人的說法!為何不敢承認我耍的就是大陰謀!!難道有什么不可以么!!!”由于我是個網絡的新手,以為“轉貼”的大作藏在哪里了,可是左找右找,找不到。于是我想,這發貼的人大概也是個新手,而且恐怕是個沒有經歷過那段歷史的年輕人;也許他是在說周沙白用錯了詞,因為,學校里老師從來沒有教過“陽謀”這詞,字典辭書里也找不到“陽謀”,只有“陰謀”……想到此,我不禁哀嘆:嗚呼!想歷史悲劇不再重演,難哪!警惕啊,年輕人!不要重蹈我們的覆轍啊!

  因此,我抑制不住寫下了以下文字。

  半個世紀之前,1956年12 月4 日,日理萬機的偉大領袖毛澤東給黃炎培寫了一封信,對“中國民主建國會”開會的方法加以肯定,第一次提出了一個新思想:“……人民內部的問題仍將層出不窮,解決的方法,就是從團結出發,經過批評與自我批評,達到團結這樣一種方法。我高興地聽到民建會這樣開會法,我希望凡有問題的地方都用這種方法。……”這便是不久以后在整風中明確提出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雛型。黃炎培是什么人呢?那是在全國解放前的1945年,在陜北的窯洞里向毛澤東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的民主人士:“假如共產黨人奪得了中國的江山,能不能找到一種辦法,以跳出歷代封建王朝‘其興也忽焉,其亡也忽焉’的命運?”當時毛的回答是:“我們找到了,那就是——民主。”

  接著,在1957年2 月27 日,在第十一次最高國務(擴大)會議上,毛澤東面對一千八百多名黨內外人士,系統全面地講述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以極其開放極其風趣的口吻,鼓勵大家鳴放。

  緊接著,在3 月12 日,毛又在邀請了許多非黨人士參加的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作了講話,內容更加開放,鼓勵人們打消顧慮“放”。說:“不要圍剿王蒙”, “中央就沒有官僚主義了嗎?”下面這段在文化大革命中使用率最高的語錄就是這次講話提出的:

  “不要怕向我們共產黨人提批評建議。‘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我們在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而斗爭的時候,必須有這種大無畏的精神。在共產黨人方面,我們要給這些合作者創造有利條件……”

  為了擴大這兩個講話的影響,毛特意邀請許多知名的非黨人士赴京,在3 月6 日到懷仁堂聽毛的前一個講話的錄音,又在3月12 日親耳聆聽毛的第二個講話,其中有上海市副市長、著名民主人士金仲華,京劇大師周信芳,《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譯本譯者、復旦大學校長陳望道,著名翻譯家傅雷等等。

  3天以后,他老人家又風塵仆仆一路南下,3 月18日在天津,3月19日在南京,3月20日在上海,4 月份又到杭州……說自己“變成了一個游說先生,一路來到處講一點話”(南京講話),動員人們打消顧慮,大膽鳴放。在這一連串的講話中,他雄才大略、博聞強記、風趣幽默的特點發揮得淋漓盡致。

  但是,中共中央的機關報《人民日報》,既沒有把這兩次講話的內容向人民群眾傳達,也沒有為這兩次講話發表社論。只是為毛的前一個講話發了一則簡短的消息,后一個講話,則連消息也沒有發。毛非常惱火,批評《人民日報》“……是死人辦報。你們多半是對中央的方針唱反調,是抵觸的,反對中央的方針的……” 還質問道:“《人民日報》到底是誰家的報紙?是《人民日報》還是《國民日報》?”……

  《人民日報》挨了批評之后,才在4月10 日發表社論《繼續放手,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在號召大鳴大放的同時,作了自我批評。于是在《人民日報》的帶頭之下,全國所有報紙都緊跟,為大鳴大放大造輿論,一時之間,“鳴放”成了當時各報使用頻率最高的字眼,《人民日報》也就名副其實地成了黨中央的喉舌。

  4 月27日,中共中央發布了《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指示中寫道:

  “幾年以來,在我們黨內,脫離群眾和脫離實際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有了新的滋長。因此,中央認為有必要按照‘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和自我批評,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的方針,在全黨重新進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義、反宗派主義、反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提高全黨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水平,改進作風,以適應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

  還指出:“這次整風運動應當以毛澤東同志今年二月在擴大的最高國務會議上和三月在中央召開的宣傳會議上代表中央所作的兩個報告為思想的指導,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作為當前整風的主題。”

  《指示》強調,這次整風“是一次既嚴肅認真又和風細雨的思想教育運動,”堅決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原則。

  《指示》還強調,“非黨員愿意參加整風運動,應該歡迎,但必須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強迫,并且允許隨時自由退出。”

  這樣,中共歷史上的第二次整風運動開始了(第一次是1943年在延安進行的,又叫“搶救運動” )。不過毛的理想是要請黨外人士幫助黨整風,可是,這時非黨人士顧慮重重。如,著名國畫家傅抱石說:“……不敢‘放’,是怕扣帽子。”山東省文聯主席于黑丁說:“目前知識分子有兩種顧慮:一是怕犯了錯誤遭到粗暴打擊;二是怕正確意見不能發揮作用。”中國民主促進會浙江籌委會副主委陳禮節說:浙江知識分子“在‘放’和‘鳴’上,還有顧慮”,因為“怕‘釣魚’和怕被整”……

  于是4 月30 日,毛澤東要中共中央統戰部把各民主黨派的頭面人物和無黨派的重要人物都請上天安門城樓,親自跟他們打招呼:“現在是新時代和新任務,階級斗爭結束,向大自然宣戰。” 說:“明天是五一國際勞動節,《人民日報》要登載《中共中央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中國共產黨全黨就要行動起來。今天請各位來,是要請各位幫助我黨整風。” “……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希望對老和尚也提些意見。”和煦的春風,飄曳的紅旗,光彩四射的大紅燈籠,談笑風生的話語,在座的每一個人都舒心地笑了,心里熱乎乎的,……

  這次《人民日報》聞風而動了,五月一日在億萬群眾于天安門前高呼“萬歲!萬萬歲!!”的聲浪中,全文公開發表了三天前下達到各級黨委的《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并在五月二日配發社論《為什么要整風》,五月七日又發社論《為什么要用和風細雨的方法來整風》。

  在5月4 日中共中央又下發了一份黨內文件《中央關于繼續組織黨外人士對黨政所犯錯誤缺點展開批評的指示》,文件中說,之所以要組織黨外人士幫助黨整風,是“沒有社會壓力,整風不易收效”。

  “五•一”節之后,再未見毛澤東出來……

  這些號召和動員非黨人士解除顧慮,大膽鳴放的作為,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廣眾之中,大張旗鼓地、冠冕堂皇地、振振有詞地進行的,使得黨外人士無不認為自己身逢一個偉大的時代,遇到一位最心胸坦蕩的、最光明磊落的、最大公無私的開明君主。如,著名翻譯家傅雷,在給他兒子的信中這樣說:“毛主席的講話,那種口吻,音調,特別親切平易,極富于幽默感,而且沒有教訓口氣……它的馬克思主義是到了化境的,隨手拈來,都是妙諦,出之以極自然的態度,無形中滲透聽眾的心。” “他的胸襟寬大,思想自由,和我們舊知識分子沒有分別,加上極靈活的運用辯證法,當然國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學融會貫通了的人。” 上海《文匯報》總編輯徐鑄成在事后回憶說:“……我們聽了錄音,也感到興奮、舒暢……我們覺得雙百方針實在正確,黨真英明。都認為今后應更好地響應黨的號召,為社會主義建設盡力。” 誰會想到這是一種“高明”的政治手腕,是史無前例的陰謀呢??

  就在非黨人士正在享受著從天安門城樓帶回來的心里熱乎乎的幸福的時候,事情卻在暗中發生了變化,各級黨組織和各級統戰部門頻頻接到了來自北京的雪花般綿延不絕的秘密指示……

  5月14日中共中央用電報發出《關于報道黨外人士對黨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評的指示》,強調黨報不要刪節反共言論,不提將來如何處理,也不要反擊。

  大概是5 月15 日(看了下文就會知道,這時間是后來補寫上去的,不知準確否),毛寫了一份極重要的黨內指示文件《事情正在起變化》。那時,這文件從未對外透露,一直過了整整二十年,在毛去世之后,1977年4 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出版時,此文被收入書中,人們才知道有這樣一篇文章,在文章的題目下面標明的時間是“1957年5 月15 日”。據檔案所載,此文的手稿一看就知道是“毛體”,為毛親筆所寫。手稿上,原題為《走向反面》,署名為“本報評論員”,可見,這本來是毛為《人民日報》寫的評論。在排出清樣后,毛在清樣上把題目改為《事情正在起變化》,把署名改為“中央政治研究室”,在題目下加了一句說明“(此文可登黨刊,但不公開發表。此文是五月中旬寫的。)”還在清樣上方加了八個字“內部文件,注意保存”。可見,毛不想將此文在《人民日報》上公開發表,只想在黨內刊物上刊載。但是,毛最終也沒有將此文交黨刊發表。在清樣上還可以看到毛寫的兩個批語。一個是:“劉、周、朱、陳、彭真閱。如認為可用,請尚昆印若干份,發給中央一級和省市一級負責同志。退尚昆辦。”(劉=劉少奇、周=周恩來、朱=朱德、陳=陳云,尚昆即楊尚昆,他當時是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批語未注明時間。另一個是在“劉、周、朱、陳” 圈閱后,毛寫下的:“尚昆同志:此文請即印發中央一級若干同志并印送各省市委、內蒙黨委,新疆、西藏不要發。北京及外地各發多少份為宜,請加酌定。毛澤東六月十一日”楊尚昆遵照指示,在6 月12 日將此件印發到指定的范圍,同時也送給毛一份。毛又在這份印發件上刪去原來題目下的說明,把署名改為“毛澤東”,把時間改為“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并在印發件的右上角,又一次加上曾在清樣上寫的八個字:“內部文件,注意保存。”還加寫了這樣一行字:“不登報紙,不讓新聞記者知道,不給黨內不可靠的人。大概要待半年或一年之后,才考慮在中國報紙上發表。”

  在指示中,毛說:“幾個月以來,人們都在批判教條主義,卻放過了修正主義。” “右派的特征是他們的政治態度右。” “黨內黨外的右派都不懂辯證法:物極必反。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我們越有利益。人們說,怕釣魚,或者說: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現在大批的魚自己浮到水面上來了,并不要釣。這種魚不是普通的魚,大概是鯊魚吧,具有利牙,喜歡吃人。”……“反右派”這個概念就是此文首次提出的,清楚地表明,毛要發動反右派運動了!可是,從他對此文件的處理又看到,他心里是矛盾重重,猶豫不決的:發還是不發?在什么地方發?發到哪一級?什么時候發?更重要的,用什么名分發?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在此前后,毛的一些重要講話及黨中央曾經公開發表或下達的有關文件,也都作了相應的“修正”。目前已經知道的,也是最重要有二:

  一是毛在擴大的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于6 月19 日在《人民日報》上正式發表時,題目改為《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毛的政治秘書陳伯達整理成文后,毛反反復復地修改,總共改了十五稿,與傅雷等人在懷仁堂聽到的已經很不一樣了。不僅刪掉了許多開明的、使聽眾哄堂大笑的話,如,原來對王蒙小說的熱情肯定被刪掉了;而且大段大段地增加了許多本來沒有的內容,如,區分“香花”和“毒草”的六條政治標準。還增加了原來講話中沒有的關于批判修正主義的論述:“修正主義,或者右傾機會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潮,它比教條主義有更大的危險性。修正主義者,右傾機會主義者,口頭上也掛著馬克思主義,他們也在那里攻擊‘教條主義’。但是他們所攻擊的正是馬克思主義的最根本的東西。他們反對或者歪曲唯物論和辯證法,反對或者企圖削弱人民民主專政和共產黨的領導,反對或者企圖削弱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這些話,既是當時進行反右運動的理論武器,也為緊接著的“反右傾機會主義”埋下了伏筆。

   二是毛在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到1964 年正式公開發表時,原來講過的許多話完全不見了,只剩下強調敵我矛盾的話,這些話對后來的文化大革命,起了極大作用。

   5 月16日,中共中央再次用電報發出《關于對待當前黨外人士批評的指示》。這一指示的手稿是毛的筆跡,(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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