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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一寧:為什么當年北京最出色的女校學生,會做出如此傷天害理的事情?

——三談救救孩子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8526 次 更新時間:2012-07-18 20:36:47

進入專題: 文化大革命   宋彬彬  

雷一寧 (進入專欄)  

  很高興,看到宋彬彬2012年1月改定的《四十多年來我一直想說的話》(下文簡稱《想說的話》),之所以高興,是因為她沒有停止思考;是因為她在文章開頭就說“我應該講了,哪怕風波再起,哪怕再次面對靈魂的拷問”。很好。人有靈魂,這是人與動物的主要區別之一。靈魂者,思想感情也,人的一切言行都是被靈魂/思想感情決定的。

  

  在文章的最后,她說:“我將以對母校、對文革受難者、對歷史負責的態度,繼續進行反思。我更期望我們的民族、我們的國家永遠不要再發生那樣的動亂和悲劇”。她的同學葉維麗在《好故事未必是好歷史——我看卞仲耘之死》(下文簡稱《我看卞仲耘之死》)的最后,說:“為什么當年北京最出色的女校的學生,會做出如此傷天害理的事情?我們都在追問。” 馮敬蘭/劉進/宋彬彬/于羚/葉維麗五人的訪談紀錄《卞仲耘之死的另一種陳述(節選)》(見《炎黃春秋》雜志2010年第8期,下文簡稱《另一種陳述》)里,訪談的主持者馮敬蘭說:“ 作為女附中的學生,卞校長之死是我們心中永遠的痛。理清歷史事件,讓親歷者反思,讓后人知曉,讓歷史銘記,是我們的責任。”

  

  將近60年前,我曾懷著“做人類靈魂工程師”的理想,考進北京師范大學讀書,文革中是“紅色恐怖”的受害者,我愿和你們一起來探討這些問題,不僅為了弄清楚師大女附中怎么會做出如此傷天害理的事情,更為了不再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為了我們的子孫后代不再遭遇她們校長卞仲耘所遭遇的一切,為了中國更美好的明天。

  

  第一個問題 要武/紅衛兵是怎樣產生的?

  

  葉維麗是研究歷史的,在《我看卞仲耘之死》中,她同意“真相在細節中”的觀點,并說“對細節的認真挖掘,可以盡 量接近歷史真實。”在《另一種陳述》中,她說:“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放到當時的大背景中去看,不應該不顧歷史的制約去苛求,同時也不能大而化之,而應該很仔細地去考察。這不是非黑即白的事,更何況在8月初極端混亂的狀態下。”這段話說得簡單明白點,就是“不是英雄造時勢,而是時勢造英雄。”也就是說,每一個人都是一定的時間、地點、條件的產物,無論是普通人,還是導師、領袖或貪官污吏、殺人犯,概莫能外。這是1949年“解放”初期,在我們這代人中曾大張旗鼓地學習討論過的問題。當討論完成其歷史任務之后,這個理論就銷聲匿跡了,現在有重提它的必要。

  

  你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同齡人,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比起別的孩子,你們更為幸福,生于紅色家庭,長于紅色大院(這個詞組來自葉維麗寫的一本書或一篇文章的題目《動蕩的青春——紅色大院的女兒們》),這時間、地點、條件,使你們從小就受到父母、前輩“打天下者,坐天下”等等思想意識的耳濡目染;一連串的“運動”,更使你們體會到共產黨和領袖/導師的“偉大、光明、正確”,正如毛澤東所說,這一切在你們白紙般的靈魂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然而,這些在你《想說的話》中卻很少敘述,只是說“除了上課,腦子里沒有別的,就是玩”,連雷鋒對你們的影響,也只是“黨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做 一顆永不生銹的螺絲釘”,從王杰身上學到的也只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還是先回顧一下有關的主要歷史事件吧。

  

  1951年,在毛澤東的指示下,全國對一個以行乞籌款辦學校的人——武訓進行討伐,并由批武訓,到批武訓精神,到批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及其教育思想,開了批教育、批教師的先河。同時廢除了于1931年就有的“教師節”(每年的6月6日)。“新中國”沒有教師節,為虐殺教師埋下伏筆。

  

  1952年,在“五反運動”中,從批并非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工商業者開始,展開了全國性的“思想改造學習運動”,中國開始進入萬馬齊喑的時代。

  

  1953、54年,改造思想的武器,即《毛澤東選集》第二、第三集出版發行。

  

  1954年暑假,在高等院校中進行“忠誠老實學習運動”,從此,自由思想的領地——大學也開始萬馬齊喑了。

  

  1955年,從批“胡風反革命集團”開始,引出全國性的“肅反運動”。開了“以言治罪”的先河。同年,從批俞平伯的“紅(樓夢)學理論”開始,對種種“唯心主義”理論進行批判,包括對教育理論和對美國教育家杜威及其教育理論的批判。

  

  這時,你們6、7歲,當然,不會參加這些運動,但是,你們就在這樣的大環境中生活著,父母、長輩、親戚等在運動中的地位及他們對運動的態度、言論等等,不會不影響著你們,熏染著你們。

  

  現代科學告訴我們,人來到這世界時,其頭腦的神經,雖然部分已在母體里由受精卵的基因連接成通路,如,控制呼吸或心跳等,但還有數以兆計的神經未理出頭緒,就像工廠里尚未裝入軟體的電腦晶片。它們像一張白紙,有無限的可能;它們在等待刺激和經驗(即被使用),才會連接成腦部的通路。如,抱著孩子,讓他看顏色鮮明的畫圖,孩子眼睛的視網膜神經便與腦部的視覺神經發生聯系;觸碰孩子的手掌,他用手抓你的手,然后放掉,你再碰他,他再抓,再放掉……反復多次后,他手部的神經加強了和大腦皮層感覺運動神經的聯系。如果不給孩子以刺激和經驗,不去使用這些神經,這些神經便會逐漸死亡,永遠連接不上了。這些神經連接的最佳的時機是6 個月,最多是三年。所以有“6個月,定一生”的說法;中國也有句古話:“三歲看大。”也就是說,人腦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塑造的最佳時期是腦發育的關鍵時期,時間越早越好。“洗腦”正是抓住人腦的這一特點來進行的(詳見刊載于《炎黃春秋》刊外稿中,雷一寧的文章《六十年來的中國教育——再談救救孩子》)。

  

  在你們進入學校之后,與教育(雷注:我在此文所談的“教育”均為廣義,不僅包括學校教育,還包括社會教育、家庭教育和胎教等)、與你們的成長直接有關的歷史事件就多了。

  

  1957年,經過開頭叫“整風運動”,后來叫“反右派運動”的運動之后,中國進入全國用一個腦袋思維,按一個腦袋發出的指示辦事的年代。

  

  這時,為了使你們成為共產黨毛澤東所理想的紅色接班人,在教育戰線上、在學校里采取了一系列舉措,如:

  

  57年1月10日,教育部發出通知《加強中學思想政治教育》,要求“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不能放松政治思想教育工作……”

  

  57年上半年,教育界在討論教育中的繼承問題時,指出:把教育看成是超政治、超階級的“永恒”范疇,是資產階級的教育觀點,是錯誤的……

  

  57年8月5日,中共中央決定從中央一級黨政機關中抽調一千名高級、中級黨員干部,派往大、中學校……工作,加強黨對文教戰線的領導。

  

  57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批轉教育部黨組《關于用機關下放干部代替中小學和業余學校被清洗及不稱職教職員的請示報告》。報告中提出:清理教師隊伍和機關下放干部的工作,應緊密結合……以保證教學工作正常進行及改變教師陣容。

  

  1958年,隨著“總路線”的公布,全國進入大躍進歲月,運動更多了,如,除四害講衛生運動,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運動,學習毛主席著作的讀書運動,大煉鋼鐵運動,教育大革命運動……這些運動常常是小學生也不能例外的,如,在支援農業大躍進的口號下,各級各類學校師生經常停課下鄉參加農田水利建設、深翻土地、“雙搶”、“三秋”等農業勞動;大煉鋼鐵運動規定高小以上學生都必須參加,致使教學工作基本停頓。在這些運動中,你們一定都是“毛主席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的吧。

  

  在緊接著(1959年)而來的批彭德懷的運動中,你們會怎么樣?彭是毛的戰友,理應“打天下,坐天下”,但,他卻不服從那一個大腦的指揮,硬要獨立思考,要為那些挨饑受餓的平民百姓呼喊。這時,你們站在哪一邊?……你們,生活在紅色大院里,不會挨饑受餓,恐怕不會站在彭德懷一邊的。

  

  1960年2月25日,《中國青年報》發表模范少先隊員劉文學的事跡,并發表社論。于是全國中小學開展“學劉文學,做毛主席的好孩子”的活動,要學生從小養成階級斗爭的覺悟。

  

  1960年3月7日,中央文教小組召開各省市委文教書記會議,會后,各省、市在教育界、學術界等界開展了以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為中心的學術批判活動,批判的鋒芒主要針對“人道主義”、“人性論”、“和平主義”等觀點。

  

  1960年上半年,在“反右傾,鼓干勁”的口號下,再次出現大辦教育的高潮,要把12年制的小學,縮短為10年,并把教育程度提高到大學一年級的水平,為此,還把教育學的“量力性原則”亂批一通。你們一定是在這次運動中,小學沒有讀完六年就直接跳到中學的吧?

  

  1960年10月,在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林彪提出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方法:“要帶著問題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1962年9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的號召。

  

  1963年2月,號召廣泛開展學雷鋒的教育運動,雷鋒成了青少年學習的榜樣。雷鋒精神的第一條就是“憎愛分明的階級立場”。《雷鋒日記》成了青少年的道德教科書,書中幾乎每頁都有這樣的誓言:“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他的“四季詩”成了人們的“座右銘”,其中兩句是:“對個人主義要像秋風掃落葉一樣,對階級敵人要象嚴冬一樣殘酷無情”。

  

  1963年5月8日,毛澤東在對東北、河南兩個報告的批示中指出:“用講村史、家史、社史、廠史的方法教育青年群眾這件事,是普遍可行的”。此后,各級學校廣泛開展訪貧問苦,請“三老”(老貧農、老工人、老紅軍)作憶苦思甜報告,通過社會調查寫村史、家史、社史、廠史等活動,向學生進行階級和階級斗爭的教育。

  

  1963年6月,毛澤東再次強調,“階級斗爭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

  

  1963到64年,從批影響深遠的《愛的教育》開始,在教育界掀起一場關于“母愛教育”的討論和批判,批以南京師范學院附小斯霞老師為代表的教育思想,后來連電影《園丁之歌》也遭了殃。斯霞認為,教師“像一個辛勤的園丁,給我們的幼苗帶來溫暖的陽光,甘甜的雨露”;強調教師“要以童心愛童心”;兒童“不但需要老師的愛,還需要母愛”……這些思想,被斥之為“資產階級教育思想”,不但提高到“要不要無產階級方向,要不要對孩子進行階級教育,要不要在孩子思想上打下階級烙印”的高度,還說“這場討論揭露了教育戰線存在嚴重的階級斗爭,是教育工作上兩條路線斗爭的反映,是教育戰線上社會主義革命的繼續,是和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的教育思想,特別是和資產階級教育思想作決裂的斗爭的序幕,還要有更大的主力戰在后頭。” 好濃的火藥味!這還僅僅是“序幕”,看來 “更大的主力戰”就是“文化大革命”了。可見毛早就策劃好了,“文革”的突破口和主戰場是在教育戰線、在學校里。

  

  1964年,《毛主席詩詞》、《毛主席語錄》(即紅寶書)、《毛澤東著作選讀》(甲、乙兩種版本)相繼出版發行。紅衛兵的標志和武器/行動指南——“紅寶書”出來了(紅衛兵的標志是:洗得發白的草綠軍帽和軍裝、腰束武裝帶、左臂佩戴紅袖章,手握紅寶書),全國又掀起學習毛澤東著作的高潮,中小學跟得更緊,出現了“語錄進課堂”、“試卷引語錄”、“人人用,堂堂用”等現象。

  

  1964年11月9日,高教部轉發《毛主席與毛遠新談話紀要》,毛在和毛遠新(其侄子,當時為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學生)談話中,談到教育問題時說:“階級斗爭是你們的一門主課”。緊接著,不知是哪位很能“立竿見影”的干將,編寫了一個大概名為《主課》的話劇,強令全國各級各類學校彩排演出。

  

  時間剛進入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制定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明確提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道路的當權派。”但,在社會上卻是批凱洛夫教育學,批楊獻珍的“合二而一”論,批馮定的《共產主義人生觀》,批邵荃麟的“中間人物”論,批電影《北國江南》……使人撲朔迷離,難道這就是“更大的主力戰”?這就是“這次運動的重點”?這些人就是黨內的走資派?原來,這一切都是為批吳晗的《海若罷官》(11月30日)鳴鑼開道,那便是文革的開始了。

  

  以上所述,是你們16歲之前的有關歷史事件。至于那概括了“要武”的精神的、紅衛兵使用頻率很高的兩句話,即“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革命是暴動,(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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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lizhe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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