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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功秦: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政治中的自由派與保守派

——兩極沖突及其歷史后果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1606 次 更新時間:2005-05-15 01:22:46

進入專題: 自由   改革開放三十年   改革開放  

蕭功秦 (進入專欄)  

  

   作者聲明:2003年第二期《當代中國研究》(美國)上刊載了本人一篇論文,遺憾的是,該刊編輯先生對稿文一些用語作了一些并不符合我的原意的改動。為此,不得不對該文再作修改,并將原稿被編者刪去的最后一部分重要內容補上,于此發表。懇切希望各位做編者的應尊重作者。特此說明。

  

   自20世紀80年代初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內部就存在著兩種相互對峙的政治勢力。一種是自由派政治勢力,他們以民主、自由與人的權利相號召,要求進一步加快市場化經濟改革,并通過擴大政治參與和政治改革來實現民主政治。另一種是原教旨的正統派勢力,這些保守的左派[1]堅持舊計劃體制下的正統意識形態,主張對社會生活實行比較嚴格的控制,甚至主張恢復“文革”以前的計劃體制。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自由派構成了解構舊秩序的力量,勢必激起正統派與之對峙,后者則構成推動政治收縮的力量。這兩種政治勢力之間存在著持續的緊張與沖突,這樣的對峙與沖突是社會主義全能(Totalitarian)國家進入變革轉型階段必然會經歷的政治現象。這兩種力量均力求通過影響以鄧小平為首的政治威權中心來取得對政治的主導權。它們沖突的消長過程構成了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政治史的主線。20世紀80年代初的“反精神污染”、80年代中期的“反自由化”和1989年的“六四”事件,可被視為這兩種政治勢力沖突走向白熱化的的三個階段。

  

   邏輯上這樣的兩極沖突有四種可能的結果。其一是前蘇聯改革的模式,即自由派通過動員民間力量,擴大政治參與,進入政治中心并主導政治進程,保守派在政治上被邊緣化,作為執政中心的中間派在這一過程中也被迫邊緣化,舊體制瓦解的同時,社會陷入混亂。其二是保守左派取得勝利,清除了自由派,基本恢復改革前的舊體制。這種結果在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實政治中還未出現過。其三是保守派與自由派這兩種政治勢力達到某種平衡狀態,在這一基礎上逐漸發展為多元社會中的不同黨派。然而,由于西化自由派與保守派在價值觀念與意識形態上水火不相容,這種前景出現的機率相當低。在中國可以觀察到的是第四種可能性:知識分子為主體的自由派與正統意識形態左派均在政治上被邊緣化,而具有威權主義特點的技術官僚取得了主導政治的地位。為什么中國政治會經歷這樣一個過程?本文試圖作一簡略的分析。

  

   改革以來的自由派與保守派:各自的政治理念與資源

  

   本文使用的“80年代中國的自由派”是個比較寬泛的概念,包括致力于批判中國舊體制,力主擺脫舊的全能體制對生產力的約束,強調思想解放、個人自由與民主制衡的人。其中既有最激進的西化派知識分子與學生,也有相對溫和的、要求加快體制內民主化的社會主義憲政派,以及要求推進開明的一黨政治的黨內民主派,他們共同構成了保守左派的對立面。中國的自由派不同于西方所說的自由主義者,把前者稱之為“思想解放派”可能更確切。他們對改革開放的鼓動支持了鄧小平在現行舊體制下推行的改革開放政策,因而獲得了有限的活動空間。他們所倡導的啟蒙與改革話語在民間輿論中占有優勢,因為深受文革災難體驗的民眾向往較為自由寬松的政治生活,對舊全能體制有強烈的不滿,這就使自由派知識分子具有潛在的社會動員與號召力。激進自由派在80年代的大學生中有一定的社會基礎,還得到了西方社會的支持。

  

   由于長期受舊全能體制的壓抑,中國的自由派在心態上有一種激進亢奮性;又由于深受中外經濟差距與文化差距的刺激,他們往往又具有強烈的危機意識[2]以及由于中西經濟文化強烈反差引發的焦慮感。同時,由于長期意識形態的“斗爭哲學”式政治文化的潛在影響,他們常常采用“正邪兩分法”的政治思維。在政治沖突中,這些心理與觀念層面的政治文化因素很容易誘發“剛憤”型政治激進主義,并進而發展為群體性政治抗議運動。在政治相對平和的時期,自由派陣營中的黨內民主派與溫和的憲政派能發揮實質性的推動變革的作用;然而,當改革引起的社會問題日益突顯而出現政治危機時,最激進的西化自由派以其強烈批判舊秩序的自由民主意識形態話語而占據自由派陣營的“制高點”,且與黨內保守左派形成鮮明的對立,他們因而往往在民間取得輿論優勢,比溫和的自由派具有更大的社會動員能量,甚至具有影響社會抗爭運動的能力。但這種話語優勢往往導致嚴重的社會政治不穩定。

  

   保守派的政治立場受兩方面因素的影響。首先,他們懷念20世紀50年代的政治秩序,雖然對“文革”也持不滿、乃至某種批判反思的態度,但由于他們習慣于效忠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所以往往從馬列主義教條出發,把“改革開放”視為對共產黨基本教義與原則的背離。當他們運用共產黨正統意識形態的價值理念來審視改革中出現的腐敗、失范以及各種改革綜合癥現象時,就會產生對改革開放的不滿與抵制。其次,他們是舊計劃體制的既得利益代表者,改革開放導致整個社會全面的大規模的利益重新分配,為了維護原先舊體制下的當權集團的既得利益,他們也自然而然地傾向于堅持左的保守立場。

  

   中國黨內左派掌握著對官方意識形態的解釋權。由于這一意識形態仍然是現政權的政治合法性要素,所以保守派官僚對正統意識形態的維護具有現實政治功能。因此,每當自由派的活動被認為構成對黨的合法性與現存秩序的挑戰時,保守派對自由派的批判攻勢就會獲得以鄧小平為首的政治中心的首肯。保守派長期以來積累了豐富的政治資源與政治經驗,深諳高層政治運作的游戲規則,與元老派有密切的私人關系。[3]保守派反對自由派時往往先利用意識形態話語霸權對自由派的言行作負面解釋,然后以“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受威脅”、要“維持黨的政權與意識形態的純潔性”等理由打動元老派,進而通過元老派對鄧小平施加影響,達到壓制自由派的目的。雖然保守派在黨內的聲望很差[4],但他們仍然具有巨大的政治能量,從而在與自由派的較量中獲得進攻優勢。

  

   兩極政治勢力與政治中心的互動關系

  

   從1978年到1989年,以鄧小平為首的政治中心,以知識分子與學生為主體的自由派,以及以意識形態官僚為主體的保守派這三者之間,存在著復雜的周期性的互動關系。

  

   實際上黨內左派在維護現存秩序的連續性上客觀上也有正面作用,只要存在著自由派,保守派在政治上保護政權的功能就始終是不可或缺的。雖然鄧小平未必完全贊同保守派的政治傾向,認為保守派的主要人物胡喬木政治上過于書生氣、過于固執[5],也不讓此人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認為此人無行政能力[6],但一直容忍保守派的言論與活動,為他們保留黨內政治空間,以制衡自由派政治勢力。共產黨元老和保守派對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印象極深,對波蘭團結工會與自由知識分子結合挑戰共產黨政權的前車之鑒特別敏感。在鄧小平為首的政治中心看來,自由派在政治上具有社會動員能力,在意識形態上又具有“異己性”,其挑戰可能削弱共產黨的合法性。因此,當鄧小平認為自由派的言行超越了自己的容忍限度,就會批判自由派。80年代的“反精神污染”以及“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都是如此。

  

   但是保守派與鄧小平之間的政治結合是暫時性的,并不牢固。因為保守派否定改革開放的僵硬的教條主義立場與以鄧小平為首的政治中心的改革開放路線是矛盾的,倘若保守派在政治上得勢,就會阻止改革開放。因此,保守派的復舊言行往往會幫助自由派與黨內開明的領導人擺脫受指責的困境。這時,自由派作為制衡保守派的政治力量又再次受到重視與肯定,整個社會的政治氣氛再次寬松化,自由派中較為激進的一些人則會由于鄧小平與自由派中的溫和派的暫時結盟而減輕了政治壓力。1987年趙紫陽擔任總書記后這種情況就特別明顯。

  

   然而,80年代中國的自由派有不同的群體,其中的激進派、尤其是學生中的激進派,往往會不斷地把他們要求加快民主化的主張推進到政治中心允許的邊界以外,更何況自由派本身所堅持的理念也存在著內在的激進化的邏輯,加上自由派在國際社會所受到的支持以及對民間的潛在政治動員力,均會引起鄧小平的疑慮與擔憂。在這種情況下,政治中心會再次啟用左派保守派作為平衡力量。于是,新的反自由派運動又會周而復始地展開。

  

   顯然,在以鄧小平為首的“政治中心”之外,存在著兩種對立的政治勢力,他們各自具有可以運用的政治資源。自由派主要通過動員社會輿論的方式來對政治中心施加壓力;保守派則主要通過其掌控的宣傳部門向下發送指令文件,通過在體制內與高層元老派的私下接觸,并進而對鄧小平施加影響,來影響政治走向。自由派的民間動員力與激進化傾向,是以鄧小平為首的政治中心的隱憂;而保守派的致命弱點是,其教條化的意識形態思維定勢支配著他們把民眾積極的政治參與視為“政治上的邪惡力量對黨的挑戰”,這就會強化自由派與民間的反感,從而更加激進地反對保守派。兩者之間在社會上的沖突如同拉鋸般地持續下去。

  

   80年代的中國政治存在著這樣的互動模式:“政治中心”在某一階段與保守派“結盟”,以共同抗衡自由派,而在下一階段則會與自由派結合,或允許自由派有一定的活動空間,以平衡保守派的力量。處于兩極的兩股勢力各自的價值觀念與政治目標均與“政治中心”維持著某些結合點,“政治中心”需要自由派支持改革開放,也需要保守派捍衛意識形態及以此為基礎的政治合法性;因此“政治中心”既無法完全排除自由派勢力,也無法排除保守派勢力。這樣,轉型時代的中國就存在著三者之間的復雜的互動關系。

  

   激進自由派與保守派雙方雖然在政治上勢不兩立,彼此視如寇仇,雙方沒有任何妥協的余地與空間。前者認為后者是“專制主義的頑固阻力”,后者視前者是“反社會主義份子”。然而,他們又恰恰是一對相互依存的雙生兄弟,彼此都以對方的存在作為自己存在的理由與前提。正因為存在著自由派對一黨政治的解構性力量,所以保守派才可能對鄧小平強調自己的維護政權的功能;另一方面,正因為保守派是對改革趨勢的反動勢力,才使得自由派可以向鄧小平為首的政治中心證明,自己對改革開放具有不可或缺的貢獻。有趣的是,自由派與保守派的對峙往往都不自覺地幫助了自己勢不兩立的政敵。這是當代中國政治史上一個最耐人尋思的現象。[7]

  

   中國當代的“派群政治”及其不穩定結構

  

   從政治互動模式來分析,80年代中國政治的圖譜并不是簡單地只有左、中、右三種政治勢力,實際上當時的政治結構是一個以鄧小平為中心的、向保守和激進兩個端點漸次延伸的多種“派群”共存的遞進結構。大體上,可以根據對舊體制的親和與疏離的程度作為排序依據,把對中國政治具有實質性影響的80年代的政治精英群體納入到以下線型多元模式中來加以分析。這樣就可以看到如下從激進自由派到保守派的政治光譜。

  

   激進自由派立憲溫和派黨內民主派次中心鄧小平中心元老派保守派←(激進程度)───────────(權威中心)─(保守程度)→

  

如上圖所示,最右端是保守度最高、與舊體制與正統意識形態最具親和性的意識形態官僚。(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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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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